力。
如何确保政治权力能够真正为公众谋福利？必须做两件事，一是在权力来源上，确立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理念，并通过代议程序把权力赋予当权者；二是在权力的行使上，得到人民代表的同意和监督。
大多数民众要么没有能力从事政治，要么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最低的期望就是政治不要伤害他们。能够伤害民众的不是政治权力，而是政治权力可以动用暴力。民主政治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政客们不能动用暴力恐吓民众服从他们的意志，他们也只能想办法迎合民意，为民办事，取信于民，从而让民众自愿服从政客的安排了。
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是，行政管理者对军警司法的动用，必须得到人民代表机构的批准。目前中国各级行政不仅可以任意动用警察，干涉司法，甚至发展到为私人集团的利益动用暴力，这种行为可能导致的最危险趋势是，经济的私有化导致权力的私有化，权力的私有化进一步导致暴力的私有化，行政最终沦落为与民争利的暴政。而执政者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权力与暴力结合，从政就是拿生命做赌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治权力之争，都或多或少的动用暴力，结果都是一些失败的政客或被迫害或被惨杀，政治成为人们在身心上最残酷的游戏。民主政治让所有从政者远离暴力的野蛮和生命的危险，成为文明行为和赢得民心的舞台。
权力的使用过程需要监督和约束。目前中国采取垂直领导体制，由上级领导来管理、约束下级领导。这种垂直监督注定会失败，因为二者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上级领导要有效地监控、约束下级领导，必须对下级领导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至少在获取有关下级领导的信息上，有一定的对称性。但实际上，一方面上级领导和下级领导不在一个地方工作，存在时空的距离；另一方面上级领导面对的是数十个下级领导，再加上正副职，如此数量众多、分散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下级，上级领导如何能时刻了解他们？在这种监督、约束不力的情况下，出现贪污腐败分子，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某个地方的人才能了解该地的领导，也才能监督、约束他们。因此只有通过与各级、各地政府相平行的人大，才能真正地监督、考核、约束各级各地的领导，并确保司法的独立性。即从现在的垂直监督演变为平行监督。
目前的问题是，各地的人大并不能对各级政府产生有效的监督。根本原因在于现在的人大代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代表。从构成上看，各级人大代表有三分之一是政府官员，让他们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另有三分之一是劳模、名人、企业家等，他们成为人大代表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而已，作为民意代表行使对官员的监督，可能既不懂财务，又不懂法律，根本就没有行使人大代表的能力；还有三分之一才是真正的人大代表，但还是兼职的，作为普通老百姓，他们每天要忙自己的生计，哪有多少时间去做调查，提出反映民意的提案，时刻监督行政官员的行为，确保司法的公正性？
因此要实现平行监督，各级人大代表必须专职化。政府官员必须全部退出人大，成为被监督的对象；进入人大的各行各业的名人，应该经过严格的财务、审计、法律、行政知识的考核，不合格的也要退出人大；民选人大代表一律实行专职，凡是被选入人大代表的人，必须辞掉一切工作和职务，专心从事人大工作，工资由国家财政发放。
目前民众上访人数越来越多，但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不是信访体制落后，也不是民意渠道不畅，而是分级治理、平衡监督的失效。无论在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中，人们总是认为，上级可以解决下级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正如下级解决不了上级 的问题一样，上级也解决不了下级的问题。有效规律的一般规律是，不同层级的问题必须由不同的所在层级的管理者来解决。
正义是政府行为的基本道德标准，但各级行政官员行使正义的力量不是源于上级政府领导，而是他身边的民众。只有行政所在地的民众及其民众代表，才能真正给他正义的勇气和力量。各级专职的人大代表不仅仅是对官员行使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更重要的是，他们赋予那些为民谋利的官员以正义的力量。
政治权力与暴力严格分离，让军警司法职业化和独立运作，在目前各方利益冲突加剧、尚需权威政治的中国，现在还无法做到。但人大代表的职业化，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现实切入点。它不仅他利于约束政治权力对暴力的使用，而且在监督各级政府的同时，赋予官员正义的力量。社会冲突增多，腐败盛行，意味着暴力的增长和正义的缺失，这是对民众安全、国家稳定的巨大挑战。
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0月19日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
按照国际主流观念，民主制是民众自主参与政治决择的程序安排。人民的自主决择，意味着不存在民意之上的领导者：政党与意见领袖只能主要通过引导舆论来引导民意。中国式民主设计了民意之上的领导者，这种特殊安排必须对应着特殊理由。对此，白皮书的解释是：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具体说“共产党领导”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保证政权稳定的需要；是把亿万人民团结凝聚起来的需要。
这种表述背后的逻辑是：民主是有价值的，但它并非唯一值得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除此之外，中国人还需要实现诸如经济发展、民族复兴、维护统一、社会和谐、政权稳定、凝聚人心等多项目标。将民主的重要性置于上述目标之后，符合人类价值需求的层次结构。在现实条件下，保持“共产党领导”是实现上述诸多目标的前提与基础，“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动摇意味着政权稳定性的动摇，必然损害诸多目标。因此，包括政治民主在内的其他目标不能损害“共产党领导”，有必要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民主理论进行改造性的诠释，使之能够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水乳交融，这就是以“共产党领导”为特征的中国民主模式产生与存在的理由。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的确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任何一种文明模式、思想理论、或者政治强权都不能垄断对民主的解释权。人类实现民主价值的形式不但会因国情、人文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绝对的民主模式。前苏联已经发生的剧变印证了中国执政集团的担心：伴随着执政党领导地位丧失的，首先是政权稳定的丧失，然后是经济崩溃、国家分裂、社会失序、许多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遭到伤害。无论是从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还是从执政党的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都绝不会容忍上述情况发生，这是白皮书所要传递给世界的信息之一。
同时，白皮书也表现了中国执政集团对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民主、人权、法治等政治理念的部分认同和靠拢，中国并不愿意被孤立在主流国际社会之外。一方面，将民主拒之门外将导致中国与国际潮流背道而驰，使中国的各种潜在对手得以聚集力量；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与政权稳定可能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直接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也将破坏中国社会与政权的稳定。
白皮书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估计充分，但对她与国际接轨的迫切性估计不足，对利用民主政治建设化解国内外矛盾压力的准备不充分，措施不够明晰具体。“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绝不能动摇，但民主政治建设可急可缓；下一步的快慢和方向，既取决于内外条件的客观可能，也取决于执政党的主观努力。
中国人民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开始呼唤权利、平等和法治，对社会制度的完善化已经产生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从近几年发生的数量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的各种维权事件中不难获得证实。而从这类问题的解决效果来看，民主诉求宜“疏”不宜“堵”。其实，民主对中国执政党并非毒药，而是良药。正视民主意识的民间诉求，和正视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而努力使二者协调发展则是对执政党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民主从功能上说是满足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政治安排和政治制度，所以民主不是主观选择的，与其说一个国家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不如说这个国家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民主的选择要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
西方的民主设计基本上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中国也有权力和权利关系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解决发展及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说：“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这段话是中国民主观的集中表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说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这三条标准。
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当前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变革时期，分化出所谓的强势力群体和弱势力群体，有些群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分化，保证共同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白皮书承认中国民主制度仍未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