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中，大家有各种资源来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和官场的关系，就由一个绝对的附庸变成慢慢独立的法人了。企业和官场的关系就是依法纳税，政府依法管理。在法律之外政府找企业麻烦，政府也不会得到好处；同时企业也不会在法律之外贿赂政府，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企业家认识到官场靠不住，这就是企业家的一种超越了，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健康心态。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为民说：
地方政府越位主导企业，参与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就不应该拥有产业，政府只可以控制一些战略性的企业，以及私人不愿意而不得不由政府投资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
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只是一个公共管理者的角色，除了担负国防外交等职责，别的不宜介入，也不应该强行主导，否则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寻租。
政府拥有企业必然导致产权不清，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管理低下。一旦管理者是官员的话，那么他就会完全听命于官场，纯粹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来行事而不是根据科学的治理结构。
从世界范围看，没有哪个国家的国企能够做好，经营效果也非常之差。国企具有先天性的弊端，产权很难真正清晰，亏损之后根本无法追究赔偿责任。
过去政府是重要角色，拥有大家庭的权力和责任，政府现在放弃了责任，但权力却迟迟没有退出。
政府功能过去错位，越俎代庖，企业纯粹是权力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应该避免动用国家机器、暴力手段与私人争夺利益，政府只能是公共管理者、协调者，而不应当强行掠夺私人财产；在规范私人企业行为、帮助企业清晰产权、鼓励技术创新、完善法治环境等方面，政府往往缺乏公开、透明的机制，恰恰就在这些方面，政府不应该也不适当地出现了缺位。
权力企业在一定时期能够发展壮大，曾经取决于政策的优惠和扶持。企业管理层没有强大而有力的监督，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就无法避免；而现实恰恰却是，权力时不时地介入企业，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权力市场经济。
产权机制成了很大的问题。民主国家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公权力主持拍卖，而中国不是直接民主，需要委托代理人；但现在的困难是，没有人民真正信得过的委托人，没有完善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完全开放式的拍卖。
实际上国家给了政策也就相当于投资，是公共权力参与了寻租；而企业享受了优惠就别怪国家没有投入。现在看来，明晰产权只能按照土匪原则来协商，见者有份；而职工与企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是一种雇佣关系。
面对官员
官员与商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所有的中国企业来说，与政府的关系象是一道必答题，无论企业大小，也无论企业家本人的政治身份高低或者有无。
中国企业必须要经营良好的政府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决定着企业资源政策的多寡和生存空间的大小。与面对市场不同，经营政府关系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与事。
收费多寡是影响官商关系的最现实问题。
“挣扎与较量”基本上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企业与部分官员之间的真实状态。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与政府部门的交往中处于劣势位置，在“较量”中“挣扎”，在“挣扎”中“较量”。
官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商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官员在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不良行为：
一是变相寻租；二是滥用红头文件；三是索要物品或产品；四是安排人员。
重农轻商，是各个王朝奉行的国策。抑商却不等于消灭商业，尽管官府鄙视商业和商人，对商人手中的钱却一点不鄙视。不少工商业者在官府的盘剥之下倒闭、破产，但是官府的商业、官僚支持的商业却很兴旺。官网恢恢，自有向官靠拢、以官为奥援的商人。胡雪岩就是典型。
官商结合，权力与金钱结合，产生的合力将比简单的一加一强大得多。官商结合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得到权力官员们认可的企业家，在今后的商战中就已经取得了制高点和优势。这是一笔难以估量的创造辉煌必不可少的无形资产。
在任何国家，政治都不允许非法经济上台面。政治体制不作重大变革，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定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
凡是渗透进了政治权力核心的企业集团，如果不发生政局变化，其地位已经牢不可破，其发展前途无可限量，这是几乎所有国家都证明了的一条规律。
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捍卫人民的自由。有产者不希望政治权力侵害自己，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政治权力侵夺，并将其提升到宪法的高度。
中国封建官吏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是始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封建官吏，打一开始就集官僚、大地主、高利贷者及商人于一身。这种“四位一体”的典型人物，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
虽然重农轻商是历代共同推行的政策，但实际上历代政府反对的并不是商业本身，而是反对民间经商，起码是反对商业的“主渠道”掌握在民间手中。这里面有争夺商业利益的经济因素，也有便于专制统治的政治原因。
所以，政府介入商业活动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到汉朝则全面对盐、铁、酒、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管制，并从管制流通过程发展到管制生产过程，形成官卖、官营、官贷等官商合一的“国家经济”。然而国家是一抽象物，具体操作必得由各级官吏之手，于是经商成为国务或者国家公务的重要事项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官商合一：一个是个人意义上的，一个是国家意义上的。这两个层面势必要融汇成一片，因为人世间还不存在着一种力量足以阻止这个融汇过程。一般的仕宦，“达则兼济天下”时，对各种形态的官业“负有责任”；“穷则独善其身”时，又“先天性”地注定是公共产业的经管者。
官商合一的现象借商品经济之东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官吏自古以来从未如此地与经济打成一片，直到出现了“官僚资本”这个怪物。
官僚资本主要是利用政治权力制造出来的，既如此，这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掩盖不住其贪污不法的伎俩；上行下效，也就无理由去阻止下属的贪污不法。
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形式的国家垄断，可能有利于国家于一时，而对百姓的损害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是国家垄断，没有竞争对象，商品不愁没有销路，其质量与价格难以保证；国家垄断其实是官僚垄断，大大小小的官僚成为经营者，他们将国有资产视为己有，偷工减料，抬高物价，对消费者巧取豪夺；由于是国家垄断，其生产与销售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官僚主义，或强行摊派，或无货可供，更谈不上什么售后服务。当代中国人经受过的官商的种种弊端，古代早已经出现了。
什么是商机？决定商机的是人际关系。商人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同政府官员的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一半靠市场，一半靠权力。由权力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权力利用市场，市场膨胀了权力。
商人商人，就是商量着做人。生意只要大家商量着做，自然会有钱赚。
在办公室里谈高尔夫，在球场上谈生意。
在中国，没有来自政界的支持，想在商界有多大作为是不可能的。聪明的商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都是在官和商的结合上肯下工夫钻研的。
资源紧缺的时候，权力投入比资金投入更重要。这块资源给谁不给谁，权力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权力投入可以一次付讫，给予贿赂；也可以折算成“干股”，参与利润分配。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现在是经商的羡慕从政的，从政的羡慕经商的，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有几个特点：一是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二是同社会各方面斡旋的能力；三是资本运营的能力。
如今在官场和商场有句流行语：“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
明清两代，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晋商盛极而衰，据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商跟进”。尽管权力运作是获取巨额利润的快捷方式，但官商勾结历来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乃至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形态中，诸多无法规避的商业悲剧的源头。
商人与政治有关系，原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商人作为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或个人对政治本身有欣赏和观察的兴趣，都无可厚非。但在我们的语境下，提到商人与政治，便直接将意思局限于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勾结了。
商人与官员的勾结，自然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如果说，时下商人们遵循的全是潜规则，没有权钱交易就一定办不成事情，这话不负责任；但如果说，商人们都是在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