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之若铁塔一般，所以又得了“铁浮图”的称号（按实说来，铁浮图也只能是汉人给予的称呼，决非女真语）。“自将牙兵”与“扢叉千户”或“侍卫亲军”，都是指部队中的一种特定编制；而“铁浮图”则决不寓有任何编制的涵义在内，而是对所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对所有望如铁塔般的部队，都可以给予这样的称呼。所以，在王若海记述顺昌战役的《札子》②当中，把兀朮“所将攻城士卒”，一律称为“铁浮屠，又曰铁塔兵。”并述写其装备说：“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据知《顺昌战胜破敌录》中既把“铁浮图”作为女真语，又把“铁浮图”与“扢叉千户”和“自将牙兵”等同起来，显而易见，都是错误的。
我再重说一遍：兀朮的侍卫军固可因其“重铠全装”而被称为“铁浮图”；兀朮的侍卫军以外的所有“重铠全装”的金军，也是同样可以被称为铁浮图的。
①此书全文俱收入《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五，附注中亦引录此文，但谓系郭乔年撰。不知何以歧互如此。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2）
据《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拐子马的名称是出自于“河北鉴军”之口的，是金国部队中的“河北鉴军”向南宋军队讲话时使用的一个名词。因此，“河北签军”在这里的关系极关重要。我们应当尽先弄清楚什么叫做“河北鉴军”。
辑本《宋会要》的《兵》门《归正》类，在绍兴三年（1133）载有一道诏令说：
九月二十五日诏：金人自来多系驱掳河北等路军民，号为签军，所当先冲冒矢石，枉遭杀戮。念皆吾民，深可怜悯。兼自来招收投降汉儿签军等，并皆优补官资，支破请受。可令岳飞：如遇外敌侵犯，措置说谕，有率众来归，为首之人，仍优与推恩。（兵十五之四）
汪藻《浮溪集》卷二《论侨寓州郡札子》中，也有论及签军的一段，说道：
比金人入寇，多驱两河人民，列之行阵，号为签军。彼以数百年祖宗涵养之恩，一旦与我为敌者，岂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为其劫质，以死胁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尝一日忘宋也。今年健康、镇江为韩世忠、岳飞所招，遁（而来）归者无虑万人，其情可见。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系此《札子》于建炎四年（1130）五月。
金人刘祁的《归潜志》卷七，也有一条谈及此事，后来且为《金史·兵志》所引用。其文云：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然。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即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
从上面的几段引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谓“河北签军”者，就是指河北地区军民中被金国统治者强迫征调参军的那些人。这些被驱掳从军的人，在每次战争中，还都被迫最先上火线去“冲冒矢石”。
从上面的引文还可以看出，全部的河北签车，其人既全是汉族的人，他们所讲的话自然也全都是汉族的语言。既然如此，则从他们的口中说出的“拐子马”，也只能是汉族语言，而断然不会是女真语言。
（3）
河北签军告诉南宋军队的话，第一句就是“吾辈原是左护军，本无斗志。”这里的“左护军”究作如何解释呢？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庚子条所载，南宋王朝在这一天把它所统辖的军队，由原来的神武军改名为行营护军，张俊所部人马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的称前护军，岳飞的称后护军，而刘光世所部人马则称左护军。到绍兴七年（1137）八月，刘光世的一员部将郦琼率领全部刘家军叛降了伪齐。一年以后，伪齐被废，这支军队的下场，可能有一些人被改编，另有一些人便可能被遣散了。金人在每次征签兵丁时，总是尽先征签那些曾经做过正规军人的人，在绍兴十年（1140）金军大举南侵之前，为郦琼所劫持而投降伪齐的刘光世的旧部，不论是被改变或被遣散的，必又都被征发到前线上去。这些在阵地上主动向南宋军队搭话的“河北签军”，因其本来就是刘光世的旧部，所以首先就表明身份，说：“我辈原是护左军，本无斗志了”。（但是，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的《御前诸军》条内，所述行营护军的前后左右各军及其将领，均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同。例如，说张俊部队改称前护军，韩世忠部队改称后护军，岳飞部队改称左护军，刘光世部队改称右护军。不知两书何以歧互如此。今与南宋其他史籍相参证，知《朝野杂记》此条所记多误，故不取。）
二、对“铁浮图”和“拐子马”最早的错误解释
在1140年，南宋王朝派在顺昌府做地方长官的是陈规，作通判的是汪若海。金国的南侵兵马已经进入顺昌境内之后，陈规与刘锜共同负责措置守御事项，王若海则因须往杭州去乞授于南宋王朝，于五月中旬即带挈眷属离开了顺昌。
从宋钦宗赵桓即位以后，在关于是否割三镇的问题上，在委任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及赵构由相州到归德去践皇帝之位的问题上，汪若海都曾参加过谋议，因而在当时是被称为“深沉有度”的人。可是这次之挈眷南行，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是被描述为临阵脱逃的。事实上，汪若海这次到杭州也并没有请到救兵，而他的重回顺昌去做通判，却也是在顺昌战役已经结束、顺昌的安全已经可以确保之后。
汪若海为要表明自己也是这场战役直接参与者。便于回任之后，“躬往战地，或访亲身临战之人，或质被掳得脱之士”，“聊述顺昌之战胜”，写成一篇 《札子》送呈南宋王朝，“以备朝廷之采择”。其中有专谈“铁浮屠”和“拐子马”的一段：
兀朮所将，号常胜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好铁浮屠，又日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子马，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六月九日）刘某出军五千人接战，……始与虏骑往来驰逐，后直冲入虏军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虏兜牟而刺之者。军士有中刀洞心而犹刺虏不已者，有偶失地利与虏相抱于城濠而死者。
血战自辰时致申，虏乃败走，横尸遍野，不知其数。刘亦敛兵入城。兀朮大怒，亲拥三千余骑，直扣东门，射城上人，着城上炮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弩射走。
兀朮既大败，乃移寨于城西门，开掘濠堑，……欲为不战之计而坐困顺昌。……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汪若海的这几段记述，有一部分是从《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抄袭来的，但也有一部分为该《录》所不载，则应是从一些“亲自临阵之人”或“被掳得脱之士”寻访而得的。其中对于“铁浮屠”和“拐子马”做了更具体的解释，那就是：所谓“铁浮屠”者，除为《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的，“重铠全装”做了详细的说明，如“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诸事之外，还要“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所谓“拐子马”者，则是列置在左右两翼的女真铁骑的一种简称。
汪若海对拐子马所做的解释是正确的，对铁浮屠所增加的“三人为伍”等解释则全然错误。然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却又合二而一，把汪若海对“铁浮屠”所做的错误解释移用到于“拐子马”身上去了。从此便以讹传讹，遗误千古，故不可不加辨正。
三、岳珂《鄂王行实编年》所载郾城战役中的“拐子马”
岳飞是一个喜欢招揽文士的人。在他的军营中经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当他的军队在绍兴十年（1140）夏、秋间在颖昌府、郾城县等地与金军对战时，随同部队在战地的这类文士必也不少。他们亲眼看到了这几次战役的实况，必也有人将其全过程记载下来，像杨汝翼记载顺昌战役那样。不幸是，到绍兴十一年底（1142年初），秦桧便对岳飞下了毒手，使他父子惨遭杀身横祸。从此以后，凡与岳飞往还较多的人，便被目为“交通叛将”，曾做过他幕僚的人，更不免被深文周纳地加以这样那样的罪名，他们的身家性命全受到严重灾祸。因此，凡属记述岳飞平生事迹、特别是战功的文字，以及和岳飞相往还的书札之类，在这时便大都由原作者自行销毁，希图借此灭迹免祸。郾城战役的经过。虽然也必有身临其境的文士、使臣之流曾加记述，在岳飞身遭横祸之后，这些记载也必然都随之而灰飞烟灭，自也可以断言。基于这些因由，我们现时所能看到的关于郾城战役的最早记录，是在岳飞身死六十多年之后，由他的孙子岳珂写入《鄂王行实编年》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先臣自以轻骑驻于郾城县，方日进末已。……日出一军挑虏，且骂之。兀朮怒其败，（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果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云领背嵬、游奕马军直贯虏阵，……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得马数百匹。……
初，兀朮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朕，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是战也，以万五千骑来，诸将惧，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兀朮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拐子马由是遂废。
岳珂之编写《行实编年》，是在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其时上距岳飞之死已经六十二年，岳飞生前所带领的兵将，假如在岳飞受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