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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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翔-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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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珂之编写《行实编年》,是在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其时上距岳飞之死已经六十二年,岳飞生前所带领的兵将,假如在岳飞受害时年仅二十五六岁的,到这年也已将近九十岁了,必不可能还有还有几个活在人间的。因而岳珂对于郾城战役的那段叙述,必不会是从亲自参与那次战役的兵将口中听来的。但岳珂编写此书时所依据的文字资料,绝大部分我们现时都还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较为冷僻的,后来也被岳珂收录在《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当中了,而在上述这些资料当中,却全无详述郾城战役的文 字。岳珂为求能够把这一空白补充起来,而且要把它补充得有声有色,他便东拼西凑,把杨汝翼、汪若海记载顺昌战役的两文取来参考,摘录了两文中的某些段落,稍加窜改,即移用了来,充作郾城战役的具体内容。例如,“贯以韦索”和“三人为朕”,即是把汪若海《札子》中的“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稍加改动而成的。而把“铁浮图”和“拐子马”合二为一,则是岳珂把见于杨、汪二文中的两个各不相干的名词有意加以混淆的。“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更是岳珂专凭臆想而创为之说的。

在《鄂王行实编年》成书三年之后,即1206年,南宋王朝的史官章颖以为,刘锜、岳飞,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遂为他们各写一传以事表扬,合编为《南渡四将传》一书,并且表上于朝(事实上即献诸史馆),以备修撰国史时的采择。其中的《岳飞传》,完完全全是以《鄂王行实编年》为蓝本,稍加删润而成的。在记述郾城战役中大破金军《拐子马》一段,则只是把《行实编年》中的“堵墙”改为“如墙”,“是战也”改为“是役也”,“步人”改为“步卒”,“既相联合”改为“相连”,“一马偾”改为“一马仆”,此外再没有不同之处。后来元朝晚年编修的《宋史》,其中的《岳飞传》果然是照抄了章颖的《南渡四将传》中的那一篇,连字句间的改动也很少。明、清两代有好几种记述岳飞事迹的小说《说岳精忠全传》之类行世,其内容虽不尽相同,却全都在叙述郾城战役时插入了大破拐子马一节,而且也都是以《宋史·岳飞传》或《鄂王行实编年》为其依据的。这样一来,就使得一般人对于所谓拐子马者统一在同一种理解之下:“三人为朕,贯以韦索”,而且是,只要“一马仆”,其余二马自然也都“不能行”了。

四、“铁浮图”和“拐子马”全都不是“三人为联,贯以韦索”的

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当中把“铁浮图”和“拐子马”混同起来,做史官的章颖又完全依照《行实编年》改写了一篇 《岳飞传》而上之史馆,可以想见,南宋《国史》中的《岳飞传》必既是毫不改动的照抄了章颖的那一篇,而元朝官修《宋史》中的《岳飞传》,若非直接从章颖著作中抄来,便必是从南宋《国史》中抄来的,两篇文字之间的差异处,真可以说是绝无而仅有。于是,“三人为朕,贯以韦索,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之说,从此便成了大家公认的“定说”了。在明、清两代人所编辑的《宋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等书中,更无不沿用其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字编篡《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不通,因而写了一条“御批”,对之进行驳斥,说道: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朮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朮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已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耳目。

这段话虽是直接针对着《宋史·岳飞传》中,却正是辗转因袭了《鄂王行实编年》之误,把“拐子马”和“铁浮图”合二而为一的,而《行实编年》中对拐子马的解释,则是把汪若海对铁浮图的解释照搬来的,因此,这段“御批”还等于间接地对汪若海在其《札子》中对“铁浮图”的解释进行了批驳。

如在上文中所已说过的,铁浮兵和铁塔兵,都只能是出自汉人口中的一种称呼,而其所以得此称呼,则又只能按照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所说,是指金军中之“重铠全装”的那部分士兵而言的,如在此外再附加任何涵义,便必然发生错误。汪若海没有亲自参与顺昌战役,对于金方军人和战马的装备全不曾目睹,却偏要在杨汝翼的记载和解释之外,平空增加了“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等无稽之谈,既不近情,也不合理,当然不会是从“临阵之人”或“被掳之士”询访得来的。

《通鉴辑览》中的这条“御批”,不论用以驳斥“铁浮图”或“拐子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中对铁浮图已经给予了正确的解释,在驳斥了汪若海的谬说之后,当会很自然地回到杨汝翼的正确解释上去;而杨汝翼、汪若海二人对于“拐子马”一词却全未给予任何解释。在《通鉴辑览》的这条“御批”当中,虽然论证了“三马联络”与“三人相连”之不合情理,然而说,拐子马仍是南宋人见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却也仍然是一个不能使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人们仍不免要问:拐子马既于铁浮图同样不是“三人相连”或“三马联络”的,那么,它究竟是指金军中的什么部队而说的呢?

五、“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七月乙未有一条记载说:

诏北面都部署,自今与敌斗,阵已成列,徐“东南拐子马”及“无地分马”外,更募使臣、军校拳勇者,量地形远近,押轻骑以备应援。

先是,以大阵步骑相半。敌谍和王师不敢擅离本处,多尽力偏攻一面,既众寡不敌,罕能成功。故有是诏。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等人编篡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七,也有一段记载说:

“东南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马”并选精骑。夷敌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马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

从上边的两段引文中,可知“拐子马”一词在北宋的前期便已出现。而见于这两段引文中的“拐子马”,又全不是指敌人(当时北方敌人为辽)方面的某种骑兵,而是宋人自指其前线上某一种骑兵说的。《长编》所载诏令以“东西拐子马”与“无地分马”

对举,所谓“无地分马”者,乃是指没有固定列镇的方位和地点,只准备随时听令相机策应或赴援某部之用的骑兵;而“东西拐子马”者,则是有固定列阵方位,亦即《武经总要》中所说“为大阵之左右翼”的骑兵。

以上引两条记载与杨汝翼、汪若海记顺昌战役的文字相参证,我们就可对“拐子马”一词得出确切理解了:

1.《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东西拐子马”、“大阵之左右翼”,和见于杨汝翼、汪若海二人文章中的“两拐子马”、“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是完全相对应的;所谓“两拐子”实即等于说“两翼”;所谓“东西拐子马”实即等于说“左右翼骑兵”。

2.《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拐子马”是北宋人自指其“大阵左右翼”的骑兵而言,而见于杨汝翼记载中的“两拐子马”,却又恰恰是出诸“河北签军”之号,而非出于女真贵族口中的。所谓“河北签军”者,照我们上文所考释,其人本皆汉人,其话也全是汉话,则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拐子马”,自然也是沿用北宋以来已在习用的一个名词,不会有新加的含义在内,也是可以断言的。

在北宋时期内的词汇中,不但有“拐子马”,还常见有“拐子城”的称呼。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六,于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记金兵围攻开封城时,即屡次谈及守御拐子城的事。例如:

一日壬辰有云:“车驾幸京城南壁,……已而幸宣化门,徒步登拐子城,亲视虏营。”

四日乙未条有云:“贼初到即力攻东壁通津门拐子城,时刘延庆颇练兵事,措置独有法。”

六日丁酉条有云:“金人犯阙几旬日,……攻城日急,而善和、通津、宣化三门尤为紧地,……姚仲友于三门两拐子城别置两圆门,……”

九月庚子条有云:“宣化门告急,姚仲友领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御水门者,以水门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楼橹皆坏。”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一的《东都城外》条亦载:“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

据上引各条资料可以证明,建筑在汴京城的各城门外,用以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北宋人称之为拐子马阵。是拐子一词乃北宋人的习用语词,当无疑义。不幸的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他们听到这一名词虽也完全懂得,却也不再用以称呼自己的两翼骑兵。故在南宋初年的杨汝翼和汪若海,对拐子马这一名称还能通晓其涵义,还不曾在其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对他作任何曲解和附会;到南宋中叶的朱熹已不知此事之原委、曲折,更不免对之茫然不知其为何物了。例如:

黎靖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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