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都不吱声了，他们一时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吏员自然都是想当官的，但李肆这一招，实际等于是取消了吏员的生存空间，要让他们走到前台来。结合刚才的第一策，就能看出，所谓官员扩容若干倍，实际是把所有吏员兜了进来。若是吏员都按官员来要求，诸如回避、监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员上的管制，也都要落到吏员身上，他们担心，这一策既得不到读书人的支持，也得不到吏员的支持。
“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就只能以力而就。”
这一点李肆很坚决，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他也要强行推动。
“我英朝之官，都不再是管人之官，而是管事之官。当官就是做事，做人的那种官，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
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
有人还是不理解，说民人各安其分，这天下就和乐融融，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又有什么事可做？
有什么事可做……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绝不愿多事。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因为儒法之国的官，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收赋税、兴教化、断刑罚、安乡境。但归结到底，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
从本质上说，官僚集权专制时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在这个基础上，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公共服务”，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例如治安、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
中央政府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动乱和灾害，以及抵御外敌入侵。说起来，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治河和救灾。
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将公共服务细化，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个过程，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李肆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就是他治下的广东，还只有一丝萌芽，并未演进到那一步，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英明领袖”来拔苗助长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政权深入到基层后，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
要推动官府下乡，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在这方面，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但少了灰色地带，要直接担责，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他们读圣贤书，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李肆虽然还有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
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
李肆要丢下乡的官员，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官，不再是管人的，而是管事的。
以李肆要设立的公所为例，都是些什么官？驿正，负责民驿传递。学正，负责蒙学建设和管理，以及普及识字等基础教育。医正，管基层医疗，巡检，管治安缉捕，法正，管法律宣传和“公告”，类似以后的检察官。还有听起来像是主官的公所主簿，实际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包括朝廷和上级政令的讲解，本地民情联络和上呈，一是户籍登记，一是监察其他官员。此外还有农正和商正，农正管农业规划、技术推广和田亩核查登记，商正则是推动工商发展，核查登记本地工商户，这就是李肆规划的公所诸官。
这些人里，真正担负管理职责的就是主簿、巡检和农商正，但他们的职责也是有限的。主簿的户籍登记着落在保甲制上，只为巡检和农商正提供基础资料，巡检无定罪之权，农商正也无收税之权，都只是立足于基层的服务和信息掌握功能。
如何保证这些基层官员能尽责尽职，做该做的事，不应付，不造假，除了主簿的监察之外，还将基层民人的相关活动，比如买地创业的法理依据等事务，由过去到县衙备案，分散到基层公所，而且还拆分出户籍、田地和工商等细项，这就是一项公共服务。毕竟官府和朝廷在理论上要代言公正，民人买房置业分产，必须要找中人，如果中人里没有官府，官府也将不会给他提供法律保障。
借着新朝核定田亩和作坊商行等产业归属的行动，由此来确立民人私产，也是一桩强制将民人纳入新朝体系的“群众大运动”。这个造反者独享的好处，李肆当然不会说破。
听了李肆关于公所的设置，天王府参议和三厅六科的官员都还很迷惑，这像是官么？怎么感觉有些像是把之前青田工商的公关部、商关部，白城学院里蒙学和医学那一套架子摊出去了？
李肆早前弄的青田公司，其实就隐隐有了“潜官府”的味道，有那么一段时期，青田公司的任务就是将满清官府跟民众之间的联系切掉，只剩下官老爷那一层表面的皮。在工作做得已经很到位的韶州、清远、新安、佛山、东莞等地，这一套公所的架子，其实已经铺成型了，只需要进一步按到更下一层即可。李肆正是在青田公司的探索和试验中获得了经验，这套设计，并非他拍脑袋生创出来的。
将青田模式推行到县以下的基层，李肆就是要将原本满清治下的社会当作铁矿石，丢到炉子里，鼓风翻搅，让空气中活跃的氧成分跟矿石里的碳和杂质化合，从而将其冶炼成钢。
“那么，到底谁来收税？还是县官么？”
县之下规划如此细致，让众人都感觉，县一级的官府也再难保持原有的架构，这变动已经难以把握，只好开口问李肆。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回答，到底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
李肆终于绕了回来。
第二百九十八章 无公局不纳税
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又扯出了另一个大问题，要分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有细心的官员粗粗一算，摇头连连。英华所控地域，以百县计，官府下乡后，到时就是近万官员。算上官员俸禄，外加公所开销，怎么也得二百万两银子，而广东一地在满清统治时，每年向户部上解钱粮也不过七八十万两银子，这不是怎么分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够分。
这官员是原广东巡抚衙门的吏员，当然是从大面上看问题，没等李肆说话，苏文采就反驳了他。地方杂派呢？杂派都还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先不管是谁收了，也不管工商那一部分，广东一省民人每年要纳接近三百万两银子的钱粮，这还不够分？
这事李肆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对民人来说，正税都还是小头，杂派才是大头，杂派里还摊着官员的索取。更要命的是，中央所要的正税很难对得上实际情况，对地方来说都是定额税。而地方自收的杂派，却能一层层接近真实情况，害民最大的一层，其实还是像钟上位赖一品那样的乡绅，因为他们最熟悉真实的“税源”，这就是一路搭车下来的结果。
将正税和杂派当作一块大饼通盘考虑的话，问题就不止是怎么分，而是要先回答官员们所问的“怎么收”这个问题。很多杂派是收到吏员乡绅腰包里去了，官府可没收到。
让地方和中央分税，只是李肆治政构想的表象，根本目的是融解过往的儒法社会架构，逐步推动地方有限自治，而这就需要另一项措施来配合，那就是地方议会。但眼下还远不是时候，李肆的安排是先打下基础，将儒法社会原本的自治引导到近现代国家的地方自治上。
“许每乡镇区民人自设公局，由当地有产之户自己推选公局议员。摊丁入亩后，除开按田亩征收之正税，其他杂派我们定下具体名目，分摊到每县乡镇区，由公局议员们自己商定其中细节。”
李肆淡淡地将摊丁入亩的实际操作也说了出来，之前说了官府下乡，官吏一体，看似动作大，变革却不如这一条大，这才是颠覆过往儒法社会的决定性一步。
众人初时不觉得太过惊诧，一来之前这过程是隐于表面之下，原本地方官借乡绅吏员之手征税，过程的实质也是如此，二来这跟之前粤商总会的行事手法一般无二。
可仔细想下去，越想越觉得深不可测，连苏文采都皱眉道：“这不是许民人勾结，对抗官府么？若是串联起来，决意不缴，怎生是好？”
李肆耸肩，不缴？个人不缴，有公局，有官府，这不是问题。如果公局决意不缴，就不设公所，不给民人定户籍，不管他们的治安，不给他们裁判执法，实在不行，也可以解散公局，重新推选，法子多着呢。再说缴皇粮是华夏民人千百年来的传统，有产之户一般也不会径直不缴，而是要争论缴多少，缴的钱是什么说法。
这好办，设县公局，让每个乡镇区公局推选几人，组团跟县里官府讨价还价，这样乡镇区公局也能跟县级行政机构连在一起，再不需要官府隔着乡绅吏员一层去征税。有了公局，民人就有了一个工具可以说话，可以投票，虽然只是针对地丁钱粮，只是分散于县下的乡镇区，却是一个开端，就让这公局以后慢慢壮大，在未来能成为真正的地方议会吧。
“就怕这公局成恶绅害民之器……”
有熟悉乡间民情的官员很担忧，以实情而论，这样的公局，多半是为乡绅把持，到时候他们压榨起乡民来，会不会比以前更理直气壮？
“所以才要官府下乡，官吏一体。有官府在乡，才能维护公平正义。有官吏一体，往日沉于县乡，与乡绅勾结的吏员才能浮出水面，受地方和中央直接监管。同时我们也要订好公局章程，从中央到地方两个层面来监管公局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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