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法家的权谋之术历来都是被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青睐的。中国政治文化本就是儒法互补的，或者说是外儒内法的，统治者公开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采纳运用的则是法家的阴谋权术。可这些被帝王们引用了千年的所谓御臣之术在孙露眼中，却无异于在饮鸠止渴。因为那些权术并未让皇帝们的统治千秋万载，却将整个中华民族一点点地推入了泥潭深渊。因此面对这一类的进言，她总是严词加以喝斥。以便让廉政司的专员们尽早明白，那些手段他们想都不该去想。他们一切行动都要照章办事，任何逾越规章的举动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女皇的喝斥确实让在场的廉政司专员们收起了耍弄权术的心思。但这并不代表符晓勤等官员们会认为耍弄阴谋诡计是可耻的。实事上，包括孙露本人在内，几乎每一个中国人打心底里都崇尚、认可法家的权谋主义。不过，比起将帝王之术视做理所当然之举的臣下们，孙露还是认为那是一种见不得光的手段。至少像廉政司这样的司法监督机关是绝对不能沾染上这种习气的。因此在众臣陈述完各自的意见后，孙露以一种异常严厉的口吻向众臣总结道：“诸位卿家，你们并不是一群依靠告密、酷刑起家的酷吏。你们代表着帝国廉洁奉公的精神，以及刚正不阿的律法。你们要记住自己的职责是高效、廉洁、责问！朕希望你们回去后，能好好回味一下这六个字的意义。”
由于出身贫寒，符晓勤等人确实一度将自己同历史上的酷吏划上了等号。虽然酷吏的名声都不怎样。可皇帝启用他们这些寒门之士，不正是为了以酷刑肃正朝纲嘛。可从女皇今日的话语中，众臣丝毫没有读出那样的意图。相反，女皇句句坦诚，正义凛然。特别是“高效、廉洁、责问”，这六个字让廉政司专员们的心头顿时就泛起了一种自豪感。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拱手应和道：“是，陛下！高效、廉洁、责问，吾等定当时刻谨记于心。”
而孙露也在众臣慷慨激昂的应和声中退入了英武殿东侧的暖阁。在那里，作为司法院右督御史的汤来贺早已旁听多时了。眼见女皇陛下进入了暖阁，他连忙起身叩首迎接道：“臣汤来贺叩见女皇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汤卿家免礼，坐吧。刚才英武殿里头的对话汤卿家都听清楚了吧。”孙露一边颔首示意，一边在一只铺着黄垫子的雕龙靠椅上坐下了。
熟知女皇脾气的汤来贺顺势坐下后，便连忙回答道：“回陛下，臣刚才听得一清二楚。”
“哦，那卿家有何看法？”孙露黛眉微挑道。
“陛下真是用心良苦。”汤来贺低着头回答道。
“只怕没几个能了解朕的良苦用心啊。”孙露独自沉吟道。别说是刚才的那几个专员了，就连眼前的汤来贺都不一定能完全理解自己做这一切的意义。都说帝王注定是要孤独的。一个一心想要造就新时代的帝王更是要承受双份的孤独。感触颇深的孙露并不想在这事上多做叹息。却见她很快便将话锋一转嘱咐道：“不管怎样，刚才有几个专员的意见还是可圈可点的。朕早就想拟定一份《训令》来诏告天下百官了。正好司法院可以参照一下这些廉政司专员们的意见为朕先拟一份草稿。”
“是，陛下。臣马上就派人准备去。其实自从陛下当政后，中原现在可是官风廉洁，吏制清明。就算没有训令和廉政司百官们亦会严于律己。当然陛下未雨绸缪也未尝不可。”汤来贺小心翼翼的说道。在他看来如今中华朝的朝纲远较前朝来得清明，女皇的地位也日渐稳固，根本就不需要兴师动众，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来“汤卿家，权力只有通过权力才能加以控制。朕这可不算是在绸缪。”孙露一脸肃然的说道：“朕听说不少府县的地方议会都已经开始选举了吧。看来这雨就快来了。”
第24节 中式国会政法熔权 申明亭前大选开锣
虽然早在1533年，葡萄牙人便在澳门建立起了市民议会。然而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议会”这个泊来品对于仅一墙之隔的明帝国来说，却一直都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事物。因为在那时的中国，无论是饱读诗书的学者，还是忙于生计的寻常百姓，在心底里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坚信天朝的制度是最完善，最合理的。若说还有比这更高明的制度，那就只可能存在于儒家学者们一直鼓吹的三代理想社会了。天朝是世界的中心，是唯一的高等文明。那些红毛夷连毛还没有褪尽，他们所谓的议会怎能同等级森严的天朝体制相提并论。
而今中华帝国的国民们对自己的文明依旧怀有强烈的优越感，但议会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陌生的东西了。七年前，一个来自岭南的奇女子不但执掌起了天下的大权，更将红毛夷的议会制度传入了古老的中原大地。在几乎亡国灭族的情况下，中原的老百姓不但适应了女主的统治。对于与女主一同陪嫁而来的议会制度也一并接纳了。不过，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特殊力量。任何一种“泊来品”一旦踏上中原土地，立刻便会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源生于欧洲大陆的议会制度当然也不可能幸免。
任何一个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或商人，当他们第一次见识到中华帝国的议会时，总会情不自尽地评价道：“真有中国味！”且一致公认这种“中国味”在帝国的地方议会中最为浓重。与欧洲独立自治的市镇议会不同，中华帝国的地方议会与帝国的行政机关一样，拥有着严明的等级与制度。县议会、府议会、省议会，逐级递升，上下隶属。此外，中华帝国的地方行政长官、司法长官均是由中央政府任命。依照女皇登基时颁布的《弘武宪诰》，中华帝国的国会是由帝国各省直选产生。帝国首相虽由皇帝任命，但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才能就任组阁。国会有权否定内阁，对首相提出不信任案，要求首相下台。同样的首相也可以主动上书皇帝要求解散国会。
而17世纪的欧洲市镇议会一般都可以直选市长。像威尼斯那样的共和国还可以直选“总督”或“执政官”。形成类似后世三权分利的制衡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华帝国的执政体系虽然已经明确地分成了内阁、议会、司法三部分。可实事上，现在的弘武内阁与弘武国会均由复兴党所把持。身为帝国首相的陈邦彦，同样也是复兴党的党魁。就算日后复兴党不再把持朝政，帝国内阁也必须是由在国会中占有过半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才能组成。这种设定能最大限度的揉和内阁与国会之间的分歧，使彼此的关系较容易协调，稳固国家政局。但这种设定从某种角度上，也让中华帝国的立法权与行政权高度熔合，甚至连司法权也未能完全独立，而是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熔合了起来。而作为皇帝的孙露更是一方面执掌行政权，另一方面又领导议会的立法工作。
因此在欧洲人眼中的中华帝国议会并不标准。也不符合后世流行的“三权分利”概念。当然，17世纪的欧洲仅有“分权”的理念，尚未形成三权分利的理论。因此，在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们更多的是用古罗马的制度来对照中华帝国目前的制度。认为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东方帝国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式的“混合政体”。即所谓的由君主制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组成的混合政体。当然，也有人依照中华帝国的立法权与行政权高度熔合的特点，将其称之为“熔权制政体”。
无论是混合政体也好，熔权制政体也罢，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制度。就好象只有把鞋子买回穿上后才知道它合不合脚。不把鞋穿上脚、仅仅凭着远远地打量几眼，很难确定它合适不合适自己。同样的，普通百姓也不会因为红夷传教士的几句介绍便认为现在的议会制度不妥当。他们只会根据政策实施的效果去判定政策的优劣。
君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这本就十分迎合中国“明君良相”的政治文化传统。虽然自唐宋之后，相权一再地被削弱。直至明朝，朱元璋彻底废除了丞相一职。可就算废除了丞相，明朝仍旧出现了张居正那样的强势首辅。正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贤者未必皆能，能者未必尽贤。像朱元璋那般什么都想要包揽的帝王，最终只能适得其反。因此就目前来说，大多数人对这样的改动很是满意。至少眼前的议会在许多人看来总算是符合了天朝的体统。
虽然帝国上下已然渐渐适应了议会这个泊来品。但它终究是一个贯穿朝野的机构。无论是对帝国的士大夫，还是对贩夫走卒来说，他们的生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虽说距离下一界国会召开尚还有两年的期限。可不少府县已经开始为地方议会的选举忙活了起来。七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两次国会的召开，至少让东南地区的缙绅们摸到一些有关选举的注意事项。虽说帝国国会五年才召开一次。但帝国疆域广阔，别说是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就算是与帝都南京毗邻的东南地区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万一因为突发事件，而错过国会，那可不是谁都能担待的。
此外，地方议会可不像国会那样形式大于内容。由于甲申之乱和东虏入关，使得整个中原常年处于战争状态下。加上之前的弘光朝政府昏庸腐败，政局混乱。至使中原地区的不少府县一度陷入过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关键时刻建立的地方议会恰恰填补了这些府县的权力真空。这使得地方议会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一定的实权。而孙露在军政管制时期，也一直对地方议会扶植有加。因此，比起由皇帝赐权的国会来，地方议会中气明显要足很多。也正是这些带有“中国味”的地方议会垒起了整个帝国的议会制度。
此刻，在松江府嘉定县张家村村口的“申明亭”。雪白的告示墙上，整齐地贴着三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