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比得上咱们天朝讲究礼制。
可杨绍清和顾炎武却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沉思起来。博雷利教授的话犹如鼓槌一般敲动了两人的心头。却听顾炎武激动的附和道：“是啊！公职本就该是一种负担！一种为民着想，为社稷呕心沥血的负担！”
第31节 听民意县太爷坐镇 议拆迁诸议员针锋
如果问中华帝国的官员，做官是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年轻气盛的少壮官员或许会直接瞪眼宣称“吾乃民之公仆”。世故的清流或许会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奸佞宵小之辈或许会笑而不语。可如果问他们做官是不是一种负担？估计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的点头。至少此刻端坐在上海县议事堂的知县应廷吉就深有感触。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这中华朝不但换了“代”，就连中原沿用千年的“制”也给一并给改了。历来中国地方官员的职责就两项，一是判案；二是收税。如今的中华朝“判案”已不再由县太爷来管了。老百姓要打官司直接去司法院找县丞法官击鼓鸣冤去。再来就是“收税”。随着时代在发展，税收的结构亦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像上海县这种新兴的商业市镇，作为主税的土地税已不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取而代之的是市税、科税等辅税。如此一来，县衙收税的方式当然也得跟着改一改了。由于商会、行会乃是市镇工商业的主要组织。于是乎，商会和行会便当仁不让地承包了市镇的税收，开始替衙门征起税来。这样一来，衙门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商会行会对私营业主、手工业者征收各种捐税。同时，对私营业主和手工业者来说，他们也可以就此免除官员的额外勒索。
若说这“案子”人家帮着审了，“税赋”也有人代着收了，县太爷还要有什么事好操心的呢？整日坐在衙门大堂无所事事，照拿俸禄的工作，怎么算是一种负担呢？可惜事与愿为，这些父母官们的日子并没有老百姓想像当中的那么惬意。原因很简单，中华帝国地方长官的职责本就不止判案和收税这两项。
在明朝一个标准县衙，一般设知县1人，掌理全县政务。署内设吏房、户房、礼房、工房等办事机构；置皂班、壮班、快班等差役，负责站堂、行刑、催、捕、传、递等事。知县佐治官职：设主簿1人，掌军事、治安；典史1人，掌缉、捕、监、刑；县丞1人，掌粮马、税收、户籍等；教谕1人，主持文庙祭祀，管理县学；训导1一2人，协助教谕教诲县学生员；后又增设管河县丞1人，（氵＋加）河同知1人。城镇营防官职先后设守备、把总、千总、都司等。其他杂职，如驿丞、闸官、总捕分府等，时设时裁。由于这种传统的地方行政机构只能用来勉强维持衙门的日常运作，更本就不可能起到为乡镇服务的作用。为此，中华帝国在建立之初就对这种粗放型的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头换面。
新改良的帝国地方行政机构，将职能重点放在了地方管理与庶政服务上。废除了传统的吏房、户房、礼房、工房等六扇门办事机构。改设财政所、文教所、工商所、农林所、警务所、公建所、民政所、卫生所等八个基层行政机构。此八个部门均直属于知县，各个府县也可依据各自的情况酌情设裁。像上海县这样的海港城市，不但拥有这八个基本部门，还另设了海关、商阜两大商务部门。因此上海县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就行政管理上来说，应廷吉除了管理的范围比较小外，管的庶政项目丝毫不比执掌内阁的首相大人来得少。
可对于应廷吉来说，真正让他感到头痛的并不是这些繁复的庶政，而是眼前的县议会。这话若是给说给西北地区的同僚们听到，一定会被笑掉大牙。你说堂堂的一个县太爷，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怕那些个议员作什么。就算所谓的议员有钱有势又有功名，说穿了也不过是个平民而已。历朝历代哪儿有官怕民的道理。这还有王法没？面对这样的嘲笑，应廷吉这些东南地区的地方官员则会不屑的反嘲对方是土包子。先别说清议、民心之类的舆论压力。光是一个“钱”字就够让东南地区知府、知县等大老爷们对议会折腰了。
有道是“税赋乃诸政之母”，大到帝国内阁，小到知县衙门，没有钱都是万万不行的。而帝国地方财政却恰恰掌握在了地方议会手中。正如先前所言，商会和行会承包了市镇的税收。同样的由商会行会代表参与的议会，自然也就掌握了市镇的财政大权。正因为将“钱袋子”真真切切地握在了手中，县议会才能理直气壮的对县太爷说“不”。应廷吉这个大老爷才可能像现在这般老老实实的坐在堂上，虚心倾听底下庶民的想法。
当来自青浦的徐员外发表完他有关修补文庙的建议书后，端坐在首座的应知县觉得自己的眼皮都快耷拉起来了。这个月的例行会议似乎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不过是些举办祭祀，修桥补路之类的小事。这也难怪上海县议会的席位尚未完全得出。而每个月的月会只需2/3的议员到席就可以召开。自然比不上年度满额的年会来得热闹了。其实不止是应廷吉觉得眼皮直打架，就连底下旁听的百姓亦显得兴趣乏乏。颇感自己今日的这份茶水钱花得实在是冤枉。
原来在帝国的地方议政堂均设有向普通百姓开放的旁听席位，以彰显地方议会公证公开的原则。当然这议政堂也不是随便什么三教九流都可以进的。除了要求衣着整洁等基本条件外，旁听者还需交付一点茶水钱。也算是县议政堂的一点点额外的小收入。因而进议政堂的大多是些对民生有特别兴趣的书生士人，以及个大报社的记者。这些人花一杯茶水钱和大半天的时间来听城中的议员开会，为的就是打探一些新鲜的消息。今日月会的内容显然不能提起他们的兴趣。
不过应廷吉对来说，听得耷拉眼皮总比听得胃痛好。至少这代表上海县境内安定团结，政通人和。可正当县太爷以为这次的会议会在无聊的气氛当中圆满结束时。城里有名的缙绅朱大倌人却拿着一份稿子，迈着方步走上了讲台。
眼见朱大倌人上了场，刚才还睡眼朦胧的应廷吉立即就来了精神。这朱大倌人是谁啊。那可是全城最有名望的士绅。在城里城外拥有千亩地皮，是两家染坊、三家布庄的大东家。祖上更是三朝为官，为此万历皇帝还特地下圣旨给他们家早了个三层高的大牌坊。到了他这一代官运虽不再横通，但却是财源滚滚。面对如此一个与时俱进的模范家族，应廷吉这个县太爷也得让三分。
而那朱大倌人似乎也确实将自己当作一个人物，却见他将文稿一抖，翁声翁气的开口道：“诸位，在下今日前来只为一事，那就是十六铺的漕盐弄。众所周知十六铺码头乃是本城的一大门户码头。外省商贾旅客来我申城，头一眼望见的就是吴淞码头和十六铺码头。吴淞码头乃是官营码头自然是井然有序。这十六铺码头虽说是民营码头，但也不能太过寒酸了去。有道是门户乎，面子也。码头是申城的门面，申城又是天朝的门面。可偏偏就有一群流民聚居十六铺的漕盐弄。至使码头棚户林立，污水横流，破衣褴衫，有碍观瞻。如此情景着实有损与我申城东南津汇之都的盛名，更影响了我中华天朝的威严。故在下在此提议衙门清理漕盐弄，还我申城一个洁净的门面。”
朱大倌人的话音刚落，底下的旁听的众人立刻就发出了一片哗然之声。几个身着儒服的男子当下便一边点头，一边交头接耳，神色间似乎对朱大倌人的提议十分认同。而那些个刚才还哈欠连连的记者，转眼间就像闻到肉香的黄狗一般，赶忙研墨备纸准备记录下这一重要的体案。眼见整场月会中最有看点的提案被提了出来，坐在堂上的议员们当下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与在场众人激动的表现不同，知县应廷吉只觉得自己的胃猛地抽搐了一下。他可不相信朱大倌人这是在为上海城的面子着想。其实刚才那一番冠冕堂皇的说辞，总结起来不过就一句话。那就是拆除“漕盐弄”，赶走居住在那的劳工。至于目的嘛。也很明了，就是为了漕盐弄的那块地皮。现在劳工聚居的漕盐弄大部分是官府的地皮，但也有一小部分是朱大倌人的私人土地。这些年上海城日渐繁荣，作为城中私营码头的十六铺自是跟着水涨船高了起来。在这么一块黄金地段，无论是造商铺也好，造仓库也罢，都比租借给那些穷苦力居住来得赚钱。应廷吉不是傻瓜，这点他早就想到过。就算不赚钱，光是给县里做个面子工程，也算是他应廷吉在任期间的一大功绩。而让县太爷在如此名利双收的好事面前止步的，正是那漕盐弄居住的数十户人家。你拿根竹竿捅树上的鸟巢，巢里的雀儿还要叫唤两声呢。何况是让数十户人家同时搬迁。再说他们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流民，而是正儿八紧的行会伙计。
果然还未等应廷吉发话，同为议员的漕行行长杜可明便直言不讳的开口道：“朱议员这话，恐怕不是为了上海城的面子，而是为了漕盐弄的那块地吧。”
“杜议员你可别以小人之心肚君子之腹。在下这全都是为了咱们上海城的面子着想。大家都知道，咱们上海城乃是商贾云集之地。红夷、倭人、高丽人、南洋人应有尽有。试想这些外国人一上码头便看见那些衣衫褴缕的流民跑来跑去。企不是坠了咱们天朝的名头了吗。”朱大倌人义正言辞的说道。而他的这番“天朝面子说”更是赢得了在场不少缙绅的附和。谋利是小，面子是大，怎能为了区区几个流民的让天朝丢脸呢。在场的几个议员当下便打算支持起这朱大倌人来。
不过杜可明可不吃他这套。却见他毫不示弱的放出话道：“朱议员，漕盐弄根本就没有流民。那里住得都是码头上正儿八紧讨生活的伙计。你要是觉得他们衣衫褴缕污了你的尊眼。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