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抉择- 第442部分

然而王罡心目中的农业学校，可远没有朱舜水想象中的那么浪漫。事实上，与香江商会开办商学院一样，王罡筹办农业学校亦在为商会谋利。从玉米、土豆等美洲农作物的传入，到香江商会在北方草原养殖绵羊用以应对纱荒的举措，再到南洋财阀种植橡胶开发橡胶制品。王罡虽不懂农务，却也认识到了农业日后的巨大潜力。这里的农业当然不是指单纯的种植粮食作物。其中包括棉花、橡胶、油棕等等之类的经济作物，还有畜牧业与养殖业。而这其中的许多物种都从海外泊来的。如何让其适应中原的环境、如何增加其产量质量，以及马牛羊的配种等等问题，都需要有更为专业机构进行研究。因此在向工部尚书方以智咨询了一番后，建立一所农业学校，为商会开发新的经济作物、连带培养相应的管理人才的想法，便在王罡脑中逐渐形成了。

一旁的王夫之虽没有王罡想得如此之深。但博学多才的他亦隐约认识到了开办农业学校的重要性。却听他点头附和道：“嗯，农务学问亦是博大。其间涉及历法、气象、水土、地理等等诸类包罗万象。若是真能汇集成一学，确是天下百姓之福啊。”

“王公子不愧为东林才俊，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以公子名声与学识出任新学院的院长之职位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王罡的一番话即是恭维，又是赞叹。确实，现今即了解西学又精通国学，即受年轻人推崇又为老一辈儒林士人所接受的青年鸿儒，当属远在燕京的黄宗羲与眼前的王夫之。前者乃是中华朝的开国重臣，又深受女皇的器重，名声与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王夫之凭借其对儒学一系列的重新诠释，亦同时博得了新旧各方学派的认可。

“王副会长言重了。而农，才过而立之年，何德何能当此重任。”王夫之依旧以他那特有的沉稳口气回复道。

“而立之年又怎样。那商学院的院长李光先比之王公子还要小上几岁，没上过一天私塾，不照样做了院长。”一提起李光先，朱舜水气就不打一处来，在他眼中那个不学无术的李蛮子仗着有女皇宠信更本没把文教部放在眼里。他在商学院安排的那些课程发表的那些言论，简直是对礼教的亵渎。

“朱大人此言差矣，那李院长虽说没有上过私塾念过县学。可人家终究是女皇陛下一手栽培出来的天子门生。而今更是在代表天子向天下学子布道天子之学。自然不是一般书院的院长可以比拟的。”王罡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朱舜水等人的痛脚。

果然，给王罡这么一说，原本还哼哼着的朱舜水即刻就没了声响。毫无疑问，所谓的天子之学与传统国学间的矛盾，早已成为了如今中原儒林最大的心病。早些年由于外有鞑虏威胁，内有流寇肆虐，加之南北儒林在学术上本就存在诸多分歧。因此江南儒林选择了与岭南的学派携手一致对外，在舆论声势上全力支持当时还是大明首相的孙露。至于期间孙露颁布的诸多有违三纲，甚至大逆不道的政令，均被众人以“国家身处乱世”、“乱世用重典”之类的理由给敷衍过去了。可现在内乱已平定，鞑虏的威胁也已消除，国家已然从“离乱世”进入了“升平世”。那该是恢复中原礼教秩序的时候了吧？

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让心存幻想的士大夫们清醒了过来。正如打破的瓶子无法恢复，想要将打破是礼教再重新框到人们的头上更难办到。何况现今的女皇陛下还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将她的天子之学发扬光大。而他们也十分清楚所谓的天子之学，其实就是女皇从海外带来的“西夷之学”。历来中原的士大夫都一直坚持着“用夏变夷”的理想。而中华文明也确实不止一次将落后的外夷教化成华夏的一份子。可现在的中华朝在制度上却与之前的中原王朝有着巨大的差别。如果说勾股定理之类的理论还能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找到渊源。那议会、宪法等等之类的东西明显的就是泊来品。使得士大夫们不得不认为朝廷现在是在“以夷变夏”。更让他们感到难堪的是，推行以夷变夏的始作俑者正是现今的弘武女皇陛下。这让他们想找一、两个“小人”、“奸佞”之流来含沙射影都不行。一边是执掌天下大权的皇帝，一边是传承千年的思想。如此抉择，着实让中华朝的士大夫们伤透了脑筋。

“其实我朝现今所行之制源于孔孟。只因孔孟生当据乱世，其太平大同理想无法推行实现。后又误于荀学之拘陋，乱于刘歆之伪谬，割于朱子之偏安。”眼见现场的气氛尴尬，王夫之不由欣然开口，打破僵局道。

“王公子你是说陛下现在所取的制度古已有之？恕在下才疏学浅，我中华两千余年来似乎从未听说过有哪一个朝代有过议院，有过宪法啊。”王罡不解的反问道。在儒学方面他虽然比不上在场的王夫之与朱舜水。但出身大户的他自小四书五经也算是背得滚瓜烂熟的。他实在是想不通，两者是怎么扯上关系的。

“这只是在下近日研习时，发现的一点心得而已。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在于齐宣王谈‘国君进贤’时，就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其中，左右者，即指内阁；诸大夫，上议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议院为与民共之。由此可见，孟子正是在向齐宣王阐明，升平世因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王夫之颔首进一步说明道。

“王公子说的太好了。朝廷确是在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而已。而西人之学也极有可能源自我中土。”似乎是恍然大悟了的朱舜水付掌应和道。其实有关孟子向齐宣王进言授民权、开议院的说法，他今天也是头一次听说。但在儒家孔孟的理论中，有许多深奥的道理是通过口说心授密传下来的，即所谓的“微言大义”。在儒家学者眼中这正是孔孟学说的精义所在。但这种“微言大义”并不是所有读孔孟之书的人都能发现和理解的，而只有极少数真正把握了孔孟精神的人才有可能发现、理解和发扬光大。如果真的能像王夫之所言那般将女皇陛下的天子之学、西夷之学追根述源到孔孟学说。那困扰着众多士大夫的“以夷变夏”危机便能迎刃而解。因此此刻在朱舜水的眼中，王夫之俨然成了这个时代把握孔孟精义的微言大义之人。

而在场的王罡亦被这种理论所深深吸引了。当然他并不在乎是以夷变夏，还是夷源于夏。但他明白对许多人来说，这一点不仅至关重要，甚至还关乎着国家社稷的命运前途。只要有需求，必然会有市场。因此一旦将这些理论汇集成册加以发布，将会引起的轰动，乃至带来的财富亦是不言而喻的。而此时又恰逢各地方议会开选之际，如果在特定的时刻将这些言论向公众公布，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似乎从王夫之的身上不仅嗅到了一丝千载难逢机遇的王罡不由在脑中飞快的盘算起来。

第62节　黄太冲怒驳伪科学　北诸府筹备开栈道

实事上，现今中华帝国中致力于糅合新旧学说的学者并不仅有王夫之一人。中原儒林的中西之争亦早在明末起便已鸣锣开鼓了。这种争论最初起始于天文学。虽然之前中国也曾两度接触过古希腊天文学，一次是唐瞿昙悉达译《九执历》；另一次是元明之际传入回历。但这两次接触时中国天文学仍很先进，根本不存在外来者取代之虞。即使明代在钦天监特设回回科，回历与《大统历》参照使用，也未曾出现过什么“汉回之争”。直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这一优势才被逐渐打破。经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努力，此时的西方天文学已发展到很高的阶段，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则明显的落后了。崇祯年间明廷决定开局修撰《崇祯历书》，这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历法将被西洋之法所代替。而历法在封建社会是王朝统治权的象征物，这样神圣的事竟要采用外来的“西夷”之法，对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实在难以容忍。因此《崇祯历书》虽在徐光启等人的努力下于1634年修编完成，在保守派的一再攻击阻挠下直至崇祯朝灭亡都没有颁行天下。与之对应的事实却是，在此期间中西法多次较量中，通过实测检验，中法没有一次能免于败北。

可如今的中华朝不但通盘全收了以西历编撰的《崇祯历书》，还在制度，乃至教学方面大肆引用西法。若说引进西方工艺学来制造天文仪器和大炮火枪已被中华帝国上下视作理所当然之事。议会、宪法之类的制度，也能被士大夫们视作一种清议手段，勉强接受。那以西学为本的新式学校的出现，则让士大夫们头一次感到了恐慌。在他们眼中从西方传来的技术与制度不过是“表”。而那些所谓的新学校，却在用“夷学”教化帝国的年轻一辈。

对此固然会有王夫之之类的学者在继承传统学说的基础上，尝试将中西两种文化进行衔接。可更多的儒林人士，却是在打着拟古、溯根的名义，肆意曲解科学定理，将其牵强附会地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联系。一时间，有关西方自然科学起源中原的说法便在中华帝国的学术界沸沸扬扬地流传开来了。而这种“西学中源”不仅让在华的传教士觉得难以理解，更让不少兼通中西两学的中国学者看得目瞪口呆。

“荒谬！真是太荒谬了！这样的书竟能刊印！这样的谬论竟也有人追捧！”

一声声愤怒的咆哮，打破了燕京府衙门向来肃静的氛围。两旁正在站岗的哨兵，以及时而路过的官员均忍不住向着咆哮声的发源地——衙门后厅，张望起来。他们很难想象有什么事会惹得向来温文儒雅的黄大人发如此大的火。

此刻端坐在会客厅的冒辟疆望着面前怒不可遏的省长大人，不由清咳了一声劝慰道：“大人息怒。这不过是写无知之徒胡乱的揣测，大人何必为这等小事动肝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