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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些人看到了报纸的巨大作用之后，也都产生了自己想办一份报纸的念头，不过办一份报纸的费用极大，而且仅靠报纸的出售价格，连一半的戓本都收不回束，《中华时报》是因为有政府巨大的财力支撑，另外商毅还掌握着铅活字印刷技术和油墨技术，不仅使报纸的成本大幅下降，而且为了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后来还在印刷厂里购置了三台蒸汽机，真正开始了机械化生产，大量节约了人力和时间，如果还是以前的手工木刻版印刷，就算是有在多的钱，也不可能达一旬双份发行，每期的发行量达到十万份的能力。
而正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主要是缺少油墨技术，不少有财力发行报纸的人望而却步，如果不能保证极时发行，那么报纸也就没有了生存力了。
不过在去年的年初时候，商毅开始大量制做油墨，向民间出售，实际就是开始普及活字印刷技术了，毕竟当初商毅制出油墨，并不仅仅是为了出报纸，更是为了普及活字印刷技术，降低印刷书籍的成本，加强文化知识的传播，不也在一开始，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没有公布油墨的配方，而现在也是时候了。
有了印刷的油墨之后，南京政府管辖内的各家印刷作坊也都开始转向活字印刷，大量的制造各种金属字模，经过了一年多的发展之后，苏浙一带的印刷作坊也都开始大量使用活字印刷，也使书籍的价格大幅下降，另外南京政府也有大量公开发行的政治文件书藉需要印刷，因此印刷市场的业务量也大幅増加，各个印刷作坊的收入当然也大下的增加了。
同时不少印刷作坊也趁势升级，也购买了蒸气机，引入到印刷生产中，成为正式的印刷工厂。而这时，民间私人办报，至少在技术条件上，已经俱备了。
不过虽然民间己经接受了报纸这件新生事务，但毕竟涉及到政府机构，一般的大印刷工厂不敢轻易接手，而小厂小作坊虽然有敢接手的，但生产规模却跟不上，因此有些议员受人之托，在参政院里发出了开放民间私人办报纸的提案。而这一提案在参政院里也得到了通过。
从商毅的心里来说，当然是对民间私人办报持支持的态度，因为他本来就来自于一个言论十分自由的时代，也习惯看到多家新闻媒体互相报导，甚致是各执一词，大打嘴仗。
而且一份报纸的作用终究有限，《中华时报》的主要职能是政府的口舌，报导的都是国家重大事件和政府的动态，但在反映社会，关心底层方面的作用有限，另外《中华时报》毕竟是一份反应主旋律的报纸，在舆论监督，反应民生方面，更是远远不足，商毅都己经在考虑，再办一份走大众路线的报纸。因此在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几份民间私人的报纸，也算对《中华时报》的一种补充，而且也开拓了民间的言论自由。早在商毅公开出售油墨的时侯，就巳经有了这个准备了。
但让商毅没有想到的是，几位内阁成员对民间私人办报的热情并没有商毅，李岩就向商毅进言，如果开放允许民间私人办报，恐怕会对朝廷多有诽谤非议之言，蛊惑人心之举，如果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结果恐怕十分严重，因此还请商毅三思。
而王夫之、堵胤锡和李格非也基本都赞同李岩的态度，劝商毅对这件事情要慎重考虑。
这个结果到是有些出乎于商毅的意料，按说最该反对的人应该是自已才对，但仔细想了想，商毅才明白过来，这就是话语权的问题，因为现在南京政府的官员们都见到了报纸的作用和巨大的舆论引导力，而终明一朝，真正最让内阁大臣们头疼的，其实并不是太监，也不是锦衣卫，因为大多数时间里，太监、锦衣卫都是皇帝制衡朝中势力主要是内阁的手段，但决不会让这三方火并起来，因此在互相之间都有一个默认的平衡局面。
内阁大臣真正头疼的，是御史，也就是所谓的清流，这批人的官职虽然不高，权力也不大，唯一权力就是可以弹亥百官，言不治罪，也就无限的骂人开火权。因此在大多数时间里，这批人就像疯狗一样，逢人就咬，什么事情，不管好坏，都要大骂一通，如果逮着了一点错，那就更是不得了，可以上纲上线，大帽子乱扣。而且骂人之后，还是一付大义凛然的样子，大有骂了你又怎么样。
虽然说言官也确实斗倒过一些贪臣奸臣，但破坏力也不容小视，许多本来是正直的大臣，因为一些小过失，也被言官给整息了火，而且许多正确的事情，正确的政策，结果也都被这批所谓的清流给搅黄了，明朝后期，还有南明弘光朝廷的东林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一种史学评价就认为，明实亡于清流或东林。
因此几位内阁大臣都担心，毕竟这和参政院不一样，参政院现在有会议规范制度约束着，也闹不起多大事情来，就算是正式建国，参政院升级成国会，也是只管立法决议，内阁管行政，各顾各的，谁也干涉不了谁。而一但允许民间公开办报，就等于是给了清流一个话语权，那么他们就有机会引导舆论，对政府的政策、决议横加指责，坚以议论，再不就是口诛笔伐，骂人还不带一个脏字。而商毅是皇帝，当然可以不在乎，而内阁往往就是首当其冲。当然谁都不希望给自已扶植一帮敌对势力出来。
如果这几位内阁成员现在都还是平头百姓，说不定也会加入到清流一党中去，对民间私人报绝对会举双手支持，但现在都是内阁成员，所考虑的问题，所处的立场当然也就不一样了。
想到这里，商毅也不禁苦笑了一声，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屁股决定头脑。不过这也是因为几个人被明朝的清流们给弄怕了，同时对报纸的功能也不了解。
其实在另一时空里，报纸用来批评政府，批评国家政策，甚致指责某些官员，都在正常也不过了，而且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样的做法也确实起到了相当的舆论监督作用。当然也不派除某些报纸被一些政治势力利用来当枪使，纯粹是恶意攻击，为反对而反对，甚致宣扬一些极端、错误的言论。但报纸并不是一家独有啊，所有的政治势力都有自已的主打报纸，或者说所有的报纸也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有向灯的就有向火的，大不了大家就打嘴仗呗。反正谁也说不了谁，闹腾一阵之后，就会消停下来，转入到下一个热点话题去。除非是一个极端腐蚀、落后的政府，能够让所有报纸都众口一词，发出对政府不满的声音来。
而且一份报纸的生命力在于其报导内容的真实、详细和及时，以及评论的中肯和见地，真正让看报的人了解事情的真像，和隐藏的内幕，开口骂人，乱点大炮，故作惊人之言，制造噱头，在短时间还可以吸引眼球，但不能长久，如果没有真正的底蕴，一份报纸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另外，尽管说是言论自由，但自由也不是无限的，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至少不能宣扬暴力反动、弄虚造假、恶意骂人什么的，因此还是有不少规则制度限制。
听了商毅的解释之后，几位内阁大臣也都明白过来，说简单一点，就是清流可以办清流的报纸，政府可以办政府的报纸，大家就通也报纸来争吵，当然好过在朝堂上争吵，而在这方面，政府显然要比私人有优势得多，想想看《中华时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十万份，而民间的私人报纸想达到这个数字，还需要很大的努力，而且在信息及时、内幕消息详细等方面，政府的报纸也要比私人报纸有优势。
其实几位内阁大臣也都清楚，如果报纸也像参政院一样，在一套真正有效的制度规范的约束下，确实还是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用舆论监督政府的行政管理，官员的行为规范，反应民间生活，让政府了解基层情况，民心民意，确实都要比过去好得多。同时也对商毅充满了信心，认为他一定能够制定出一个真正有效的制度规范来。
第167章 言论自由（下）
这么一个大包袱甩给自己，商毅也不由得苦笑起来，谁让自己没事好好的，偏要搞什么言论自由，这不是自己找事吗？
不过商毅当然清楚，放宽言论，自由言论，绝对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另一时空里的绝大多数国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而这三大自由权利，都是公民所享有的天赋人权。而且在刚刚发生的英国革命中颁布的《权力法案》，和稍后几十年进行的法国革命发布的《人权宣言》，也提出过类似的语言。当然是不是能够完全做得到是一回事，但至少己经以法案的形式提出来了。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清廷的统制其间，在大多数时候，对于言论管制得并不很严，民间议论政治，议论朝廷大事，甚致是指责皇帝，也都是常有的事情，在一般的情况下，朝廷都不会太计效。但这并不等于朝廷真的会放任不理，一但想给某人定罪，那么以前的言论也都可以被翻出来，成为罪证，其实文字狱历代都有，只不过清廷的动静最大，范围也最广而已。
因此正式以法律的形式，来保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三大自由权利，也确实有必要。
虽然在商毅来到这个时空之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或《出版法》但在法律体系中，有关新闻出版活动的法律规范也已十分丰富。并有人专门采录出来，编写了一本《中国新闻法纲要》。这本书在商毅的电脑里就有，基本可以拿来当参考用。
说起来商毅的笔记本电脑跟着他一起来到这个时代，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其他的电子设备大多数都坏了，但这部电脑却一直没有出过大毛病，也不得不说，算是一个奇迹。
不过商毅也知道，这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