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南征，不断上书，大谈江南民风脆弱，不胜刀兵，不难平定。而南明政权腐败无能，君昏臣暗，武将骄横拔扈，文官党员伐异，内耗不断，腐败无能，只要清军的大军一到必然势如破竹，扫平江南之地。
面对这两种意见，多尔衮也有些左右为难，他当然是想一举统一天下，但心里也确实觉得没有把握，尽管多尓衮也对江南民风淳弱，对南明朝廷的腐败无能有所了解，但多尔衮心里也十分清楚，满清自身的兵力有限，八旗军满打满算，也不过十余万人马，加上汉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足二十万，而且满族人口稀少，补充兵员也非易事。面对一个地域比自己大数十倍，人口数以亿计的庞然大物，要说一点也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不过促使多尔衮下定决心南征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随多尔衮率军入关的洪承畴，对于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就直言指出：“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故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
应该说洪承畴确实是一语中的，说中了事情的本质，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的税赋收入、达官勋臣的俸禄支出，军民百姓的生活物资供给，对南方漕运的仰赖也越来越大。北方对南方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己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不是仅靠每年几十万两白银、绸缎之类的岁币就能够解决的。
而且北方经过十几年的农民军动乱之后，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恢复，如果失去了南方的供应，北方很难支撑下去。因此江南之地，不仅仅是为了统一天下，同时也是满清想在中原立足的必须之举。
因此多尔衮这才下定了收取江南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试探南明朝廷的反应，给督师江北的史可法写了一封信，内容当然是充满了威逼恐吓的意思，看一看南明朝廷是如何应对。但信刚刚送走，立刻就接到了山东叛乱的告急，多尔衮心里自然有些不自在。
不过因为方大猷也没完全弄清楚，自己对手是什么人，因此在奏折里也写得语焉不详，只能说成是一般性质的地方明朝官员百姓发动叛乱。
正因为如此，多尔衮到也不太在意，在他看来这次山东叛乱本身并不算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一群明朝的地方官员和一些民间百姓组织起来的反抗斗争，这种事情在过去清军入关奔袭中，也经常发生，但怕只怕这消息传开之后，在清军的占领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那就有些麻烦了。另外如果南明朝廷在对此加以利用，比如出兵配合，或者派出官员巡抚这些地方，也都会对清军的统治十分不利，只为在这些地方扑火，也会拖得清军疲于奔命。因此对这次山东叛乱也不能轻率处理。
但相对于山东叛乱，另一份公文对多尔衮来说，却更令多尔衮烦心一些，这是以当今的大清皇帝福临的名义发给多尔衮的诏书，内容当怨是表彰多尔衮率军入关之后的功绩，将他的功劳比作昔日的姜尚、张良，总之是充满了溢美之辞。
乍一看这份诏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就是问慰了多尓衮劳苦功高，而且多尔衮也值得慰问。但多尔衮的什么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一看就明白，这里面是话里有话，明里是问候自己，实际是对自己不放心，由其是把自己比作姜尚、张良，满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大多数人对《三国演义》的故事都十分熟悉，谁都知道，在《三国演义》里，水镜先生司马徽就把诸葛亮比作姜尚、张良，因此诏书实际的意思，就是让多尔衮学诸葛亮，尽心当好一个托孤的忠臣。
现在多尔衮和郎哈济尔并列为摄政王，而又是这一次入关的主帅，可以说现在清朝满汉八旗的所有精锐人马都在多尔衮的掌握之中，而多尓衮本身又有颇有雄材，另外还有两个兄弟多铎和阿济格扶助，现在攻入北京己经两月有余，北京的周边地区也都安定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也该给皇帝一个明确的答复了，如果打算占领明朝的土地，那怕只是北方的土地，也应该把皇帝接到北京来，如果是打算抢掠一番再退回关外去，那么也该有个回复。如果仍然这么对盛京清廷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恐怕就会让人怀疑，多尔衮是否是打算在北京自立为王了。
要说多尔衮对皇位没有野心，当时是不可能，但他心里也清楚，现在还不是在北京立自的时候，虽然满汉八旗的所有精锐人马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但他们的家眷老小却都在关外，一但自己扯旗自立，他们未必会死心塌地的垠随自己，因此不如把福临从盛京接到北京来，一来表示自已没有私心，二来也可以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反正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又怕什么？《三国演义》里曹操、司马懿都是自己学习的好例子。
于是就在第二天，多尔衮招集大臣们商议，最终决议，对这次山东叛乱必须出动精兵强将，尽快平定下去，同时对叛乱的明军或是百姓，一率斩尽杀绝，以严厉手段警示其他地区。另外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浩会为使，返回盛京，去迎请皇帝大臣人众一起来京。
第057章 争夺山东（一）
屯齐喀和托和何浩会离开北京之后，多尔衮也开始布置人马，平定山东的叛乱。现在清军的主要兵力，如武英郡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辅国公满达海、贝子尼堪、博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主力干将都在围剿山西、陕西等地，围攻大顺军。就连先前派往山东地区的觉罗巴哈纳、石廷柱也都被调入了山西作战。
因此多尔衮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派遣梅勒章京和讬、和李率泰为主将，并率领额孟格、柯永盛、陈锦等一干将领，领兵赶赴山东，平定这场叛乱。
按八旗制度，是以三百户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剌，五甲剌为一固山，每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为正，梅勒章京两人为副。而和讬就属满洲镶红旗梅勒章京，也是满清八旗军的一员勇将，曾经参加过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松锦大战，并在两年以前又随阿巴泰一起入关侵袭，在攻打黄崖口时，曾亲自率四十名白甲兵攻上城墙，并当阵斩杀了一名守备。因为他在随阿巴泰入关侵袭时，曾在山东之地征战过，对山东一带的地理况情有一定的了解。正因为如此，多尓衮才派他为这次平定山东叛乱的主将。
另一位主将李率泰，是汉军正蓝旗的梅勒章京，也随阿巴泰入关侵袭。父亲李永芳是汉军正蓝旗旗主，也是最早投降满清的明朝武将，很受清廷的重看，而且在李永芳投降之后，努尔哈赤还把自己的孙女，阿巴泰的长女嫁给李永芳为妻。因此李家也成为宗室的一员，无论资历，还是与清廷的近密度，李家还在后来降清的三顺王之上。而其他额孟格、柯永盛、陈锦等人也都是满汉八旗的大将。
这一次出动的兵力为满洲镶红旗两个甲剌，和汉军正蓝旗三个甲喇。另外还有五千多投降的明军。
按八旗制度，每牛录三百户，每户出一个旗兵，在战时三丁抽一，即每牛录为一百名旗兵，但在实际运用中，一般只出动六七十人。只有在发动大规战争时，才会超额抽丁，因此尽管在前几次入关奔袭中，清朝都出动了近十万的兵力，但八旗兵一般只有二三万人。而旗兵在出战时，往往也会带几名自己家里的包衣作跟役，平日伺候自己的生活，而在作战时也算一份力量。有些牛录、甲喇等高级贵族，所带的跟役包衣会达到数十甚致数百人，盔甲武器装配也都相当精良，有的还有马匹，战斗力不在一般的旗兵之下。
但这一次入关作战，清朝几乎是出动了倾国之兵，因此抽丁也达到最大化，每一个牛录的抽丁都在二百人以上，甚致有相当一部牛录是全额抽丁，因此八旗兵在清军中的比列也大大增加了。
因此这一次出战山东的人马虽然只有满汉五个甲喇，但实际的兵力，却接近两万，其中有满八旗兵二千五百余人，跟役包衣五千余众。汉军八旗兵有四千畲众，跟役二千余人。共计兵力为一万八千余人，骑兵约有六千。另外还包括了二十门火炮和八百支火铳，这些武器，都是由汉军八旗使用。
在多尔衮看来，其实平定山东最多抽调一二个甲喇，五千左右的兵力也就够了，出动这样庞大的兵力，简直就是牛刀杀鸡，但仍然出动这样的兵力，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定山东，震慑其他地方的汉族人，二来也是防止南明朝廷出兵增援山东地区，虽然这种可能并不大，但多尔衮可不是那种把胜利希望寄托在对手的失误身上的人。
另外多尔衮可不是仅仅只着眼于山东这一地，因为自古以来，山东都是北方政权举兵南下的必由之路，如果这一次一举平定了山东的叛乱，还可以顺势南下，进攻淮南地区，实现进攻江南的作战计划。因此也可以说多尓衮是站在全局的立场，通盘考虑这一次山东战役。
和讬奉命率军出发之后，也不敢怠慢，一路加紧进军，在七月十日进入山东地界，到达徳州。也派人通知方大猷来迎接。
这时清廷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徳州等待援军己是等得望穿秋水了。原来自从商家军连续收复了青州和济南之后，虽然没有继续进军，但在山东地区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因为绝大多数原明的官员和汉族百姓从心里来说，投降清廷都是迫不得以，现在商家军这一带头，一些本来己经归降了清廷的地区也都纷纷举旗反正，与商家军联络。
再加上清军对山东地区的控制力度本身也极为有限，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派遣地方官员，结果在短短的二十余天时间里，济南府的商河、德平、临邑、平原、东昌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