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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李立三的设想完全脱离实际、给中国革命也带来了严重损失不说，单是既从国际支取经费、又不愿接受其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要求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也的确是太狂妄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一纸《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表明他不相信中国能够产生红色政权。
找到五条结论，蒋介石说红色政权的根源在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
总想“挤柠檬”的斯大林，又怀疑脱离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能否独立存在。
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去农村搞苏维埃运动既不可能，也为时过晚。
但中国的红色政权产生了，独立存在了，迅猛发展了，谁来解释这一切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了，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个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
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
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 man who lost 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
“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被仅仅归结为“运气”二字，克罗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条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罗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该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泽东也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在五条原因中，认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是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的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
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
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苏区根据地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不也应该人人皆知人人敬佩吗？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
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
第二章 东方之梦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又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浪人却在中国炮制出法西斯理论。“三羽乌”从蒸汽浴室腾空而起，给世界的东方带来巨大黑暗。
一、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恐怕当属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带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担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三年以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即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覆辙。
诗人山田芳谷特赋涛一首：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覆是前车。
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泝来欧罗巴。
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日本的危机也紧随中国之后，很快到来了。
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萨斯克哈那号、密西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