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 第110部分

由张国焘掌握控制的实力有：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中央红军五军团改编的第五军、九军团改编的第三十二军；共计七个军，八万余人。

毛泽东率领北上的，只有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七千余人。到陕北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到一万三千余人。论实力，完全无法与张国焘相比。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十五军团主力徐海东的原红二十五军，也是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老部队，原来一直受张国焘指挥。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到底怎样，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徐海东真正了解以前，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

现在不少人以为张国焘的分裂纯系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开始就是孤家寡人。他们把历史作出的结论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搞混了。

由于张国焘掌握强大的实力，再加上当时很多情况并不清楚，连一方面军留在四方面军的很多同志都对事情的发生感到突然和混乱，四方面军同志就更是情绪激动。态势是非常严重的。

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大殿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外挂着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张国焘先讲话，攻击中央率军北上是逃跑主义。然后他对朱德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不紧不慢地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于是就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刘伯承站出来说话：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于是攻击的矛头又转到刘伯承身上。

张国焘办事历来不乏决心。这回他更是决心把事情做到底。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了。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朱德这些话讲的是很有分量的。陈毅说过，朱德在南昌起义余部天心圩整顿中讲的“革命须自愿”、“共产主义一定胜利”两条，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现在朱德在卓木碉讲“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这两条，既是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又是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感情基础。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对张国焘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人都傻了眼”；“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多次被蒋介石通缉，已经习以为常了。如今居然被党内自己人通缉，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即使被通缉，毛泽东也不忘对这支红军部队的争取。

11月12日，毛泽东到达瓦窑堡后致电四方面军：“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并指出，现在国民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何应钦都在污蔑我党中央是逃跑主义，托派分子也在这样攻击我们党中央，“请你们严重注意”。

同日，张国焘电毛泽东等人，称南下红军已“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以命令的口吻说“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双方都在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优势。都要求对方改变做法。

事情难以转圜。很显然，中共中央不取得绝对优势，张国焘不会回心转意。

12月5日，张国焘干脆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今后，“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并宣布“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分裂达到了顶点。

这一分裂的最终解决赖于三个因素。

第一是借用共产国际的威望和影响。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情况很明显，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难以解决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

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

“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实际情况是，在当时条件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无论是让步还是警告、哪怕借用共产国际的权威，都还不可能扭转张国焘。除去依靠强大实力，其分裂行动另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陕甘。

第二还有张国焘南下政策的破产。

张国焘为南下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

张国焘又实惠到庸俗的地步了。搞革命仅仅为了吃大米吗？

但南下最初确实颇为顺利。

10月7日，张国焘以“军委主席”名义下达《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决定以主力迅速而秘密沿大金川夹河并进，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分取丹巴、懋功。

8日，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开始行动。

12日，攻占绥靖，击溃守敌刘文辉部两个团。

15日，占领崇化。16日，攻克丹巴县城。19日袭占达维。20日，攻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向夹金山以南逃窜。接着又连克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等地，大获全胜。绥崇丹懋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溃川军第二十、第二十四军6个旅，歼敌三千余人。

张国焘乘胜再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以主力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彻底消灭杨森、刘文辉，并迎击主要敌人刘湘、邓锡侯部。

四方面军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五家口等城镇，击溃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部共17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扩大地区。

南下计划几近成功。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许诺也基本兑现。

南下成功，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张国焘也并不能例外。他几乎眼见着就要通过了实践的检验。

却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

四川军阀方面，刘湘等人最初确实被张国焘的突然南下打了个措手不及。

他们已经作出了红军主力将北上出川的判断。

张国焘说：毛泽东改北上红军为陕甘支队，是为了让蒋介石以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仍在四川，吸引川敌主力。实际却是中共中央一直主张北上的企图和行军部署，使敌人相信红军必将出川，给张国焘南下的最初成功创造了条件。

四方面军突然由阿坝回师，击破杨森主力和刘文辉两个旅后分路南下，一路向芦山推进，一路指向天全。天全、芦山两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倘若有失，将直接威胁川西平原。刘湘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