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加上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施加的影响、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失利、二、六军团北上后的压力，只有痛下决心，于6月6日取消第二“中央”。
作出这一决定前他颇不放心，于5月30日电张浩，机关枪一般设问：
“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及发展情况如何？对军事和政权机关各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
对取消第二“中央”之后的处境，张国焘满腹狐疑。
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时候包括张浩在内，中共中央还未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第一次联系在6月16日方才沟通。
在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的会议上，张国焘掰着指头计算：“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
张国焘不得不挥师北上。但他的北上，并不想与中央会合，发展陕北根据地，而想单独夺取河西走廊。他说：“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用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
但此时他的意愿已经不能够左右一切了。
7月1日，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贺龙回忆了会师后与张国焘相处情景：“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摘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有歹心的人不得不防嘛！还有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身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朱德后来也讲过：“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7月5日，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按照中共中央意图，两个方面军终于携手北进。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北局成立，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8月1日，得知两个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通过了茫茫草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
越向北，张国焘感到越来越不能掌握控制四方面军的部队了。
中共中央要四方面军北上，共同执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张国焘却想西渡黄河。面对不断接到中央来电商讨战略步骤，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在争论中基本站在朱德一边，反对张国焘。
9月16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陈昌浩面对面与张国焘争论到深夜。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警卫员和骑兵住到了岷江对岸。结果当天黄昏又不放心，派人通知继续开会。在会上张国焘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岷州会议后，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连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就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未参加岷州会议的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张国焘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哭过之后张国焘虽然还是一再抵制北进，但他已经感觉出身边那种谁也抵挡不住的洪流了。
9月26日，就战略方向问题，张国焘向中央连发四电，中午12时那封电报中已经有“我们提议洛甫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等语，这是他第一次表示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关系”，接受中央领导。
中共中央与中国工农红军这次持续一年之久的分裂危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基本解决。
10月9日，朱德率红军总部到达会宁，与中央派来迎接的一方面军部队会合。这个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军人如此激动，与红一师师长陈赓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大会合。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到达会宁以东的兴隆镇、将台堡，与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
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令蒋介石大受震动。剿共近十年不但未能剿灭，反将红色力量都剿到了一起。
当时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谈判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大会谈。毛泽东8月底致电潘汉年：“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蒋介石却又在转变心思、要变卦了。
他对冯玉祥说：最担心中共手中的军队。他说，与中共谈判的内容有三点：
一、人的问题好解决，以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这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
二、党的问题也好办。
三、军队问题，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最不容易解决也要解决。
蒋介石还是想军事解决。
他想乘红军云集陕北、粮食弹药供应均极为困难之际，发动围攻，最低限度也要压迫红军全部过黄河，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共产党就范，完成“招安”。
蒋介石又弄错了。他把中共“联蒋抗日”政策看做是软弱的表现。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张冲晤谈。陈立夫的态度大不如前，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是：
首先是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按此解决，政治方面各点就好考虑了。
条件突然变成如此苛刻，是中国共产党人意料不到的。毛泽东9月8日致函邵力子、朱绍良、王均等人说：“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了，也可以休息了！”
看来蒋介石还是要打下去。
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的原因，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陈立夫回答说：谈判一时难成，蒋的中心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可以请周恩来出来和蒋介石直接谈判。
潘汉年明确答复：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可能出来谈判的。
陈立夫又说，能否停战，蒋的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刚开始的谈判就立即破裂。
还是要战场上见。
1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策划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往西北剿共前线，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驻前方督战，并召集二十多名高级军政大员聚集西安待命，图谋一举消灭红军。
11月上旬，红军宁夏战役失利。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决定改变从外蒙提供援助的计划，开始研究从新疆哈密帮助红军的新方案。
但这一方案显然不切实际。中共中央11月8日复电共产国际及王明，认为除非将物资运至安西，否则要红军经过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接运，极为困难。因此，虽可组织西路军设法前往哈密方向前进，但“红军主力一般看来将不得不改变向四川、湖北或山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作出万一在陕甘无法立足这种最坏情况下的打算。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军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过黄河部队从中隔断，河西部队已组成西路军，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的方向前进。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新的作战方针。这一新方针虽然提出由河西部队组织西路军创建根据地，并争取在一年内打通新疆，但事实上红军主力已放弃了打通国际路线及靠近苏蒙的计划，决定全力向内地发展，以游击战争方式实行战略大转移，以解决红军主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红军将领19人联名发出《致蒋介石》的信：
“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日：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
从1935年冬开始，到1936年冬持续一年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终于落下帷幕。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决心“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