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并非理想，却是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也有例外。
191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
社会革命党人，285名；
孟什维克，248名；
布尔什维克，105名。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
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也没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
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哗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橘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惋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26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
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
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
1900年列宁西伯利亚流放结束，立即着手实施在流放岁月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创办一份报纸，让它成为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编辑部里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两年以后又加入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该报的德国莱比锡创刊号上，用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诗作报头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所以该报命名为《火星报》。
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那句诗，今天翻译即是“星火燎原”。
这几个办报人后来几经分化，果真在俄罗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列宁30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
蒋介石26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26岁，也自撰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都全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意志，与思想。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二、谁人发现蒋介石
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
三人又都是犹太人。
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鲍罗廷、米夫。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
被发现的这两人，皆因此居于各自政党的高位。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是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
（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撒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文！】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人1】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书！】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屋1】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于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他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
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和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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