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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卓英纵队在由乐安向东到黄陂集中的途中，也被红军截击，损失惨重。
仗基本都是按照蒋委员长的意思打的，包括十一师师长肖乾坚持主张的战斗，陈诚事前都有请示，事后也有汇报。但仗打败了，承担责任的却不是委员长了。
1933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决定，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处分了一系列人，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便解脱干净，只留下陈诚站在那里成为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靶子，连声“觉得非常惭愧”、“不能辞其咎”，头埋得快缩进了胸脯。
能屈能伸的陈诚，从军也有一番独特经历。据台湾官方介绍，1918年，陈诚21岁，自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正为前途彷徨，有同乡前辈杜志远当选北平政府国会议员，北上就职时路过杭州，陈诚经人介绍与他谈话。杜发觉此人稳重有礼，且有志气，不甘平庸，遂带其北上进京。在北京逢“五四”运动发生，热血青年无人不思救国，陈诚也不例外。杜志远便托人介绍陈诚去投考保定军校。当时想从军报国的青年很多，军校条件严格，初试录取40名，复试只取3人。3人之中，便有陈诚。
官方修订的“正统”历史，自然无比优异。
但当年陈诚的英文秘书陈应东却有不同说法：当年一帮浙江同乡在车站送杜志远北上时，因杜的卫队中多青田同乡，陈诚在车上与他们攀谈忘了下车，被糊里糊涂拉到北京。杜志远问明情由，才知道陈诚是青田同乡，又是同科秀才陈希文的儿子，这才将陈诚留下。后来杜志远向同属皖系的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保送陈诚投考八期炮科，因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再经杜向主考官、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翰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
从陈诚的英文秘书口中透露出来的这些曲折，恰恰说明，正统的历史从来不一定就是信史。
陈诚倒从来对蒋介石忠心不贰。与他关系再深的人，只要与蒋不睦，他必弃之从蒋。
其一是邓演达。
邓演达与陈诚关系极深。1922年，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物色军事人才。选中的人当中，便有陈诚。陈诚随邓演达南下广州，邓担任警卫广州大元帅府的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任该团三连连长。1924年5月，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又被邓演达带进黄埔军校，担任上尉特别官佐。
陈诚一生的第一次关键转折由杜志远引路，第二次和第三次，引路的皆是邓演达。
其二是严重。
严重对陈诚的人格影响极大。陈诚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连长时，营长就是严重。后来邓演达去黄埔军校任职，严重也进入军校。先任中校战术教官，很快接任邓演达的入伍生总队长，后来担任军校训练部主任，并调陈诚为训练部炮兵科长。广东出师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严重由训练部主任调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便也由炮兵科长调任该师六十三团团长。
从粤军、黄埔军校到党军，严重一直是陈诚的直接上级，两人相交很深。严对陈期望殷切，督教又严。他每天写日记，某日在日记中写到：“陈诚来谒，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他当时对陈诚的器重。
邓演达、严重二人一旦反蒋，陈诚便与他们分道扬镳。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严重辞职，将二十一师交陈诚代管。蒋召见陈诚，问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态度。陈诚只一句话：“绝对服从蒋总司令。”
就这一句话，陈诚在事变前一天之4月11日，被蒋任命为二十一师师长。
陈诚与蒋介石如何相识的，说法也不同。
一说黄埔时期某日陈诚从市内玩耍归来，夜不能寐，索性起床挑灯读书。适逢蒋介石查夜，寻灯光而来，见陈诚夜读，拿过一看是画有很多杠杠的《三民主义》，从此留下深刻印象。
另一说某日陈诚到广州市区玩耍，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单杠。恰巧这天蒋介石很早到校巡视，走到单杠旁见地上放有一本《三民主义》，拿起翻阅，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连夸阅读认真，留下深刻印象。
两种说法差别不多。都是圈圈点点的《三民主义》，都是蒋校长亲自发现，都是从广州玩耍返回。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半夜，一个发生在清晨。一个在读书，一个在翻单杠。如果只有这两种说法，那么倒可以说，前一种说法可能性小，后一种可能性大。因为蒋当时并不住在黄埔军校内。他的住地与军校有一段距离，半夜起来到军校查哨再返回去，可能性不大。蒋有早起的习惯，清晨早早到校倒是极有可能。
不过蒋、陈相识，的确发生在黄埔军校以前。
1923年5月，担任大元帅府警卫事宜的上尉连长的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冯葆初部队作战，陈胸部中弹受伤。住院治疗期间，新锐军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到肇庆，顺便到医院慰问伤患，两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识。从此一直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去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终生不改。
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贰，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
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
严重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尖，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面前保举严重。“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重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刻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进言，起用严重，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重下山。
与忠蒋和反蒋的人都还关系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
这种模式被他用到指挥作战与部队训练中，变成对民情、对兵心的极端重视。
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是，蒋、何皆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和从军校毕业，陈诚却不然。当年若无杜志远连连保荐，他也只能返回家乡做一名体育教师。
所以他的军事素养大部分来自后来的战争实践。陈诚之善战，且不易为国民党其他将领学去，确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功夫在战外，对他来说不为之过。
他一直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推崇备至。
二十一师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部队。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师长严重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该师官兵守则。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陈团连以下军官都肩背马枪行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纪律严明，而且每到一处，即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北伐革命道理。故所到之处，声威大振，备受民众拥戴与协助，当时在苏浙一带被称为模范师。
二十一师的革命作风对陈诚产生很大影响。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精神振作的军队是多么强大的军队。陈诚以后凡事以身作则。说禁止赌博、吸烟，自己先做到，其助手郭忏、周至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烟。要求服装整齐，即使在酷暑盛夏，起床后他即打好绑腿，直到晚上就寝才解脱，从团长当到总指挥都是如此。夏日行军他顶着烈日不戴斗笠。在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山地行军也从不骑马，和士兵们一样，穿草鞋步行。他指挥的部队机动性高，一天能行军百里，是蒋军中少数能与飘忽不定的红军做急行军追逐的部队。
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雪深及膝，战斗持续三昼夜，陈诚亲在第一线督战，终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
接款逃走的刘兴，抗日战争初期出任长江江防总司令。
一面卖力为蒋作战，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残杀”。陈诚颇具几分政治家的清醒。
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的陈诚，对生擒敌方主将这类历来是战场指挥官的最高荣誉，竟然兴趣不大。
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全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第一期至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围剿’军官训练团”，主要训练担任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
陈诚任训练团团长。副团长二人：跟随陈诚有年的刘绍先和碉堡政策的规划者柳善。
他在庐山用了心血，把红军的战术主要归结为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认为就是这些战术使国民党指挥官“束手无策”。
为了对付红军这些战术，陈诚领头搞出“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
一个要诀是“服从命令”；
两项要旨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
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
四大要素是“确实、迅速、静肃、秘密”；
六项原则是“搜索、联络、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