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渡赤水是在敌情严重、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为迅速摆脱追敌，部队再次轻装。一些笨重的物资、机器被抛进河中。当时三军团还有全军最后一门山炮，是1930年打长沙前缴获的。缴获时只有彭德怀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他们两人变作炮手，自己瞄准，自己调整，自己发炮射击，几炮命中江中帝国主义的军舰，引起红军战士们连声的欢呼，红军自此有了自己的炮兵。
这门连湘江封锁线都闯过来的山炮，也被迫投入赤水河。
这是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以来，中央红军被迫第二次大轻装。
1月30日，郭勋祺率部进入土城。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并未北上入川后，郭便借口休整部队，停止了前进。
此后郭勋祺根据刘湘、潘文华的命令，保持一天行程尾随红军，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由川入黔，又由黔入川，跟随红军四渡赤水，但没有再与红军作战。
遵义会议设想了赤化四川，却没有设想要四渡赤水。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军打垮，红军从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就不会有后来的金沙江、大渡河，红军也不用过雪山草地了。
也不会有四渡赤水了。
但那不是历史。
历史从来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进。
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一开始便被修正了。
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完成。土城一战失利，修正的只是过江地点。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过长江的计划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寻求机动作战，准备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
渡江地点由泸州宜宾之间移到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遵义会议设想仍然维持不变。
却也无法维持太久。因为红军的战略方向正好与川军的作战原则迎头相撞。
刘湘当初与潘文华商定的作战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图入川或入川只是借道，便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据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幸存。所以当他看到红军反复寻找渡江地点，大有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趋向，便开始硬拼了。西起横江、东至古蔺一线，刘湘、潘文华先后调集数十个团切断通往长江南岸的要道、隘口，严密封锁红军的前进方向。
准备入川的红军方才知道，川军的战斗力绝不弱于蒋系中央军。土城战役后川军气焰尤其嚣张，一个团也敢上来向红军挑战。
2月6日上午，一军团二师一部行至天堂坝，竟被尾追的川军一个团三面包围。三军团五师听到枪声后迅速赶来支援，从两翼对敌军实施反包围。三军团后续部队一千余人下午也赶来增援。激战一天，向敌阵地反复冲击十多次，不能解决战斗。入夜，该团敌人乘机转移阵地。红军发现川军另一个团已在增援途中，也只有撤出战斗。
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从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已明显不可能。
2月6日凌晨，朱德电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的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在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电报要求一、三军团领导人速将意见电告军委。
领导层已经感觉到原定战略方向实现的严重困难。这封电报实际上是询问一、三军团领导人，渡江入川还能否？如不可能，新的战略方向应在川滇边境何处？
2月7日，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
这个建议十分及时，也非常重要。它坚定了毛泽东等人转变遵义会议原定战略方向的决心。中革军委立即接受彭、杨建议，当日决定暂缓渡江，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黔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开始准备与滇军作战。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基本改变。
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论著，对一渡赤水前后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被迫改变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会影响遵义会议的伟大。影响领袖的光辉。影响用兵如神。恰恰是这种“好心好意”的回避，共产党人的最富生机的灵魂被抽掉了。
其实没有神。中国工农红军从领袖到战士，都是一个个鲜灵活现的个人。人最不能免的就是失误，人最可贵的也就是改正失误。
应该说一渡赤水给了红军领导人很大的教训。遵义会议一结束就提反攻，就提决战，是不明智的。敌人内线作战，力量雄厚；红军外线作战，人员装备严重不足；川军以逸待劳、人地两熟；红军则长途转战，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动辄“反攻”、“决战”，完全不现实。以为解决了错误的军事领导、把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无往而不胜的思想，被土城战斗警醒。长征本身就是战略退却。为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红军本该千方百计避免同敌人决战。更何况与川军决战，恰是蒋介石求之不得之事。
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对黄克诚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
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迅速及时纠正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杨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工农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又回来了。说毛泽东又回来了，意义正在这里。红军请回来的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那种充满佛光神意的被神化的计划或预言，而在于它的实践。
不屈不挠的、百折不回的实践。
那是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二、火中凤凰
这是一段红军紧张地选择立足根据地的日子。
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新的发展方向是川、滇、黔边境地区。黔军基本垮了，但新锐的川军、滇军正向此处逼近。在三省之交能否站住脚，并没有把握。
2月9日，政治局扎西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趁敌人注意力和主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为此提出轻装精简。
2月10日，中央红军进行扎西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除一军团还保留师的建制外，其他各军团一律取消师的编制。新的编制是一军团两个师6个团；三军团4个团；五、九军团各3个团。
这一精简缩编，为下一步大进大退作好了准备。红军像一个不倒的力士，裹紧绑腿，勒好鞋带，准备疾步流星向敌人挑战了。
同日，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从南北两个方向压向扎西。中革军委决定迅速脱离川军与滇军侧击先敌东渡赤水，将作战目标转换为黔军及中央军薛岳部。
尽管没有着意说明，但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提出仅3天，根据敌我态势，行动指针已偏向了黔北。
2月15日，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
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
四渡赤水的每一渡都是寻机，不是目的。
因为实行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以很快捕捉到了眼前出现的战机。
二渡赤水的战机之中，潜伏着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2月24日，林彪率一军团攻占桐梓。第二天三军团向桐梓开进中。前卫红十三团抓获几名黔军俘虏，得知娄山关仅有黔军柏辉章部3个团，杜肇华部一个旅在娄山关以南近3公里处的黑神庙。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立即向彭德怀报告。
25日14时，彭德怀、杨尚昆向中革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提出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20时，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也致电朱德，建议以主力在娄山关南消灭黔敌。
两大主力军团领导人意见一致，使中革军委决心即定。
25日23时，即在收到彭、杨电报9个小时、林、聂电报3个小时后，朱德电复彭、杨、林、聂：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应于26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
24时，朱德再补一电给彭、杨、林、聂：同意彭、杨25日14时来电部署，全军统归彭、杨指挥。
彭德怀的基本部署是：三军团担任正面主攻。一军团向黑神庙之敌侧后迂回，五军团迟滞由桐梓方向来援之川敌。
红十三团向娄山关急进。前卫侦察连连长韦杰和手枪排战士换上国民党军装，一鼓作气冲到娄山关口。十三团刚刚占领关口，黔军就发起反击。彭德怀命令红十二团从正面冲击，硬把敌人压了下去。
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腿被打断，没有麻醉药品，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部队认为他不能随军行动了，拿出一部分钱要他留在本地。只剩一条腿的钟赤兵坚决不肯，有人劝他就拔出手枪要拼命，只好用担架抬走他。很快，他就奇迹般的可以用一条腿在马背上翻上翻下了。
十二团参谋长孔权（一说孔宪权）也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后来用担架抬进遵义城罗马天主教堂里，与臀部负伤的十三团俱乐部主任胡耀邦住在一处。半个世纪后胡耀邦还清楚记得，疼痛难忍的孔权喊了一夜“杀！杀！杀！”弄得大家一夜未眠。
孔权被留在了当地，解放后担任遵义纪念馆馆长。胡耀邦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钟赤兵1955年授衔中将。前卫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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