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地区开进，实行南北夹击，不顾一切迫使红军于遵义地区决战，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在给薛岳部连以上军官的训令中，他说：“残匪西窜是我军围歼唯一良机，如再不能剿灭，则再无革命军人之资格。”
不光有敌变我变，也有我变敌变。双方皆挖空心思，寻求消灭对方、保存己方的最佳战法。
蒋介石并非是一再上当的草包。
但关键时刻，薛岳找不着红军主力了。
红军也在进行紧张的调整变化。
25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致电各军团负责人，提出首先钳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或截击之敌一部或大部，以扭转战局。
此方针还是胃口太大。红军当时连续奔波，已相当疲惫，粮食等给养又十分困难。一渡赤水在扎西、二渡赤水在遵义一带扩大的兵员逃亡严重。要先吃掉王家烈再吃掉其余敌人一部或大部，已无可能。
接到这封电报后，晚上22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认为目前向西南机动很困难，因为首先要突破敌之包围；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同时根据调查所得情况，彭、杨提出，只要有充分准备，用4至6个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
关键时刻，彭、杨再次提出重要建议。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南渡乌江，但意思已很明显。
26日，毛泽东迅速接受彭、杨建议。朱德发布命令，决定中央红军集结主力改经长干山与枫香坝中间地段南下。
27日敌情又发生变化。长干山之敌已进占平家寨、李村，薛岳直接指挥的九十二师已在坛厂与九军团激战，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南下已不可能。蒋介石、薛岳正调集人马在这一带修碉筑封锁线，阻止红军南下。
毛泽东决定，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引敌北上；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乘机改由枫香坝以东穿过敌人封锁线，向南急进，抢渡乌江。
作此决定时，他一定想到了两天前彭、杨的建议。
抢渡乌江，要点在“抢渡”二字。实现抢渡，关键不能让敌人察觉企图。
但前线敌军发现了红军的企图。
28日，土城守敌侯汉佑电薛岳：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
薛岳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完成，红军向何处回转，不足为虑。
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场附近防线遭红军袭击，红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模样。
薛岳这才大惊，急忙请示蒋介石。
这回轮到蒋介石不以为然了。认为是红军的战术行动，不要上当。
28日侯汉佑致电薛岳时，红军主力已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军封锁。
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时，红军主力到达乌江边。
同是主帅，毛泽东对红军将领的意见极其重视，哪怕意见不合自己的主观设想，只要符合客观实际，也坚决采纳实行。蒋介石、薛岳等则不愿重视不合己意的消息。被证明是真实的了，还千方百计作出解释，完成自我开脱。
例如后来把不知道红军南渡乌江归结于连日阴雨连绵、乌云密布、飞机无法临空侦察，所以不知红军去向。部下先前一封又一封报告被丢进废纸篓里，却无人出来承认了。
3月31日，中央红军除九军团继续伪装主力在乌江北岸迷惑敌人外，其余全部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蒋介石几十万追兵和一大群碉堡封锁线都被甩在了身后。
追兵依然在乌江以北大筑碉堡。蒋介石依然在那里做他那“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末弩红军走投无路”的美梦。
4月1日，蒋介石才知道红军渡过乌江的消息。
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
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70天时间红军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一渡赤水前土城失利，被迫放弃赤化四川。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又被迫放弃赤化贵州。一次次寻找，又一次次失去，就因为失去根据地的红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落脚点。
皆未能实现。
原因不仅在敌我力量悬殊，也在蒋介石对西南早就志在必得。
蒋介石一直视半独立的西南为最大隐患，常思拔除。在南昌行营部署对红军的追剿时，他就在部署统一西南的全盘计划：“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对蒋来说，入黔追剿红军无疑是“一石二鸟”。不仅如此，还可进一步形成既可扼桂，又可图滇的态势。所以不惜使用重兵，大筑碉堡，长期据守，与红军反复较量，绝不允许红军在贵州立足。
中央红军不论是“老三人团”还是“新三人团”，对这些情况基本不清楚。长征前中共上海局被破坏，红军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领导人的战略视野。主要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整体战略意图和西南军阀各自的算盘均不甚了解，于是便连续出现决策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后来红二、六军团长征，仍然还想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最后不能保住，原因也正在此。
虽然战略目标未能实现，但四渡赤水作战的光辉地位永存。
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回到了红军当中。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得意之笔。
得意在哪里？不在神机妙算，也没有神机妙算。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对决策作出修订，方能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决策变化的灵活与快速，令我们今天叹为观止。所有变化的目的都是一个，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恢复，由四渡赤水完成。
每一次都是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走过来的。红军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坎坷为通途的努力奋斗中，熔炼出了最顽强不息与最光彩夺目的生命力。
纵观四渡赤水之战，最令人惊叹的不仅是领袖人物的领导艺术和指挥技巧，更是中国工农红军空前顽强战胜死亡的决心和寻求胜利之意志。毛周朱统帅下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率领的这支军队，任何力量也难以将其消灭。
它是不死鸟。
是火中凤凰。
五、入滇，危局中的大智大勇
南渡乌江的红军将指向哪里？
4月1日至10日，是蒋介石最难受的10天。
他在贵阳同陈诚、薛岳、何成濬等人商谈，判断红军有两个走向：南进袭击贵阳；或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者之中，后者可能性为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应以确保贵阳为当务之急。
此时红军一部兵力佯攻息烽，并在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前锋直逼贵阳。贵阳附近只有郭思演第九十九师的4个团兵力，大部担任外围守备，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令各部队对红军衔尾急追，另特急调驻防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火速增援贵阳。
薛岳用电报和电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声嘶力竭。
4月4日，湘军李韫珩电告，该部在息烽县黑神庙与红军遭遇，红军先头已过息烽，红军前锋距贵阳仅百余里。
贵阳城陷入极度紧张之中。
幕僚们判断，红军在重兵尾追下顿兵攻坚可能性不大。且即使强攻贵阳，只要坚守一天，援军即可赶到。但这些判断安不了蒋介石的心。他现在想力保的不是贵阳城、而是飞机场了。
4月5日夜，郊外响起枪声，谣传飞机场被红军占领，贵阳全城人心惶惶。滇军孙渡纵队赶上来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孙纵第七旅旅长龚顺璧，要他抽兵保卫飞机场。龚顺璧听不懂蒋的浙江话，老是反问，蒋介石大发其火，几乎摔掉话筒。
性命攸关之时，蒋介石从来非常认真。他早作好了多种准备。仅“走”的工具就备有飞机、轿子和马匹。同时劝说各国教士及外国人，退出贵阳到安顺暂避。
滇军孙渡纵队在救援蒋介石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行军能力。大定距贵阳四百多里，普通行程需7天，孙渡硬是以3天3夜急行军赶到。蒋特电龙云：“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
就因为蒋介石的嘉奖和犒赏，孙渡又见疑于龙云，以为他被蒋介石挖过去，几乎为此丢掉指挥职务。
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也一片混乱。
正当贵阳城内张皇失措之际，红军主力于4月3日出其不意地改为东进。
4月4日，蒋介石以飞机侦察发现红军在清水江上架设的浮桥。
4月5日，红军以少数兵力东渡清水江。
蒋介石又判断红军要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急令湘军3个师及桂军一个师立即堵截；令吴奇伟纵队和刚刚赶到贵阳的孙渡纵队与五十三师分3路向东追击，防止红军北渡乌江返回黔北，围歼红军于黔东。
红军的意图却既不是东进，也不是北返。
4月7日，中革军委致电林聂彭杨董李：“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红军要南下。
8日起，乘敌全部精力用于防止红军东进之机，红军主力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迅速南进。4月9日，红军主力穿过贵阳、龙里间20公里地段的湘黔公路，在蒋介石的眼皮之下飘逸而去。
红军以为蒋介石仍在贵阳。其实他在7日下午已秘密飞往昆明躲避。待10日贵阳解除戒严后，他才飞回来督战，令吴奇伟纵队和孙渡纵队立即转入尾追。
这是红军又开始选择落脚点的紧张阶段。从江西出发就开始了对西征目标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