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田忍耐着，不动声色。他本身就是“下克上”的好手，非常明白这些“下”的心劲和能量。他们的力量，都来源于他们背后那些人。
永田对相泽说，他感谢相泽关心国家利益，但对罢免真崎之事不清楚。总之是为了维护陆军的纪律。最后他以那种不拘礼节的伙伴式态度亲自送相泽中佐出门。
反身回来的永田铁山立即调来相泽的档案。迅速看过之后，以陆军省军务局长的身份下令，调相泽三郎中佐赴驻台湾的日军服役。
相泽三郎很快就接到了调令。但他没有返回部队，而是立刻启程前往四百多公里外的大阪，去见他的老上司东久迩宫中将。
没有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
相泽与东久迩宫谈话后，便直趋东京。
这个方向与调令命令他前往的方向完全相反。
他先见真崎甚三郎大将。自称办事比天皇还公平的真崎手法十分隐讳。他对相泽说：“如果你想杀人，就对字垣将军插上一刀。就是他在1931年搞了三月阴谋，才开始把局面弄得这样糟。”
相泽又见了东久迩宫的兄弟、另一个皇室贵族近卫师团长朝香宫中将。这位日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朝香宫与相泽又进行了一番无人知晓的秘密谈话。完后朝香宫去皇宫，称有急事，要私下谒见天皇。而且要求不能有外人在场，和天皇“绝对秘密地在一起待几分钟”。
连天皇的表弟北白川宫也不能在旁边。
永田铁山连自己也不知道以前搞过多少阴谋，现在阴谋却搞到他的头上来了。
8月5日，陆相林铣一郎奇怪地派人劝说永田铁山离职，出国旅行。
事情很明显，天平上这块砝码已失去作用，要被抛出去了。
永田断然拒绝离职出国。14年来在陆军内部他充当天皇裕仁的重要耳目，出谋划策搞垮长州藩，集合了一群忠于天皇的少壮军人，参与夺取满洲和镇压国内反叛者，他不相信自己会出事。
8月12日早上，相泽三郎到达陆军省。在接待处，他提出要见山冈重厚陆军少将。山冈是永田组织一夕会的得力伙伴，但现在不再得力了。山冈现在是陆军省军备局局长，皇道派的重要分子，与军务局长永田的统制派势不两立。山冈本人还有一个嗜好，崇拜附在古代武士刀剑上的鬼魂。他本人收集了一百多把古代刀剑，并且负责制定条令，规定日本军官都要备一把指挥刀，并在出席一切公开仪式时佩带。他先让神情紧张的相泽坐下，然后派一人去探听永田铁山是否在办公室。
听差回来报告，永田在他的办公室里。山冈立即送相泽出门，并告诉他该走的方向。
军务局是陆军省最大的一个局。相泽竟然顺利地穿过若干个办公室，没有通报姓名就突然出现在永田铁山的面前。
永田正在和东京的秘密警察头子新见大佐谈话，他只来得及大喝一声：“干什么？”相泽已经嗖的一声抽出了指挥刀。
永田铁山只来得及跳起身来，躲过第一刀。没有等他冲到门口，相泽的第二刀已经砍在他的背上，鲜血涌流。乘新见大佐想阻止相泽的同时，他用力去开门，还想夺路而逃，无奈已经双膝瘫软，身不由己。相泽的第三刀从跪在地上的永田后背穿过，直透前胸。他胸口的鲜血就像那面旭日旗上的旭日。不同的是一把闪着寒光的钢刀从中穿过。曾是天皇亲信中亲信的永田铁山，像一个用旧了而被抛掉的弃物，几分钟内一命呜呼。
当侍从长本庄繁向天皇报告永田遇刺时，裕仁眼睛看着别处，首先表示非常遗憾，接着说：“我今天照常游泳，你说行吗？”
作为天皇，裕仁从来不在意他的工具。
1933年下半年，曾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侍从长向裕仁诉说，宫中没有建立一块纪念碑，以表彰在满洲的阵亡者；士兵们觉得陛下午后不理国事，乘船到相模湾采集海洋生物标本，是一种冷漠行为。裕仁心平气和地把本庄带到一艘旧游艇上解释：从爱国角度讲，没有钱建造毫无意义的纪念碑。倘若没有天皇本人日积月累的观测，海军水文局就不可能修正海图，将来某一天，日本的战舰就会弄错相模湾的深度。
1934年11月，裕仁去视察长野县两所学校。为皇家车队带路的保安警察不小心走错了路，将天皇带到了另一所学校。结果文部大臣没有在场。学校的教职员也没有作好准备。场面尴尬。几分钟后，那个带路的警察自杀了。明显不高兴的天皇说，他并不在意，不过倒是打扰了学校。
“多么宽宏大量呀！”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在日记中写道。
那个倒霉的警察，不过是一只蚂蚁。
相泽三郎不知道这些。知道了，也许就不做刺客了。
他的刺杀行为受到天皇两个长辈的鼓动。朝香宫曾私下觐见天皇，弄清楚了行动完将会平安无事。所以胸有成竹的相泽杀完人以后，并不急于逃跑，而是首先到医务室包扎流血的手指。完后他说必须立刻返回驻福山的部队，以执行被他杀死的永田铁山的命令，收拾行装前往台湾。
使他大感意外的是，秘密警察迅速将他扣押。
“三羽乌”是弃物，刺客就不是了吗？
无怪天皇那个最善于玩弄阴谋的叔辈东久迩宫对相泽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
所谓昭和维新，不过是让复杂的人做复杂的工具，简单的人做简单的工具而已。
永田铁山被刺杀的表面原因是天皇及其小集团同三月事件有牵连的证据被泄漏。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永田铁山已经显露一些迹象，在对华战争问题上同天皇分道扬镳。他到底主张什么样的政策，却来不及说出了。
永田铁山先是天皇的敲门砖，后来便成为了绊脚石。
敲门砖敲开了门后，就是绊脚石。
在永田铁山的葬礼仪式中，皇族、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元帅送来悼文，称颂永田是一个具有超凡天才的人，堪称表率。
优质工具的表率。
14年前在巴登巴登浴室给永田点烟的东条英机，从驻扎南方九州岛的第二十四旅团司令部特地请假前来东京吊唁。从此以后直到1948年他被绞死为止，他每月给永田的遗孀小额津贴。
陆相林铣十郎被迫辞职。天皇裕仁训戒新陆相的第一句话就是：“陆军必须是天皇的陆军。”然后是：“天皇本人意欲亲自监督一切外交事务及军事工作，因此，在作一切决定之前先要向他禀奏。”
只有人为日本战车加速、再也无人敢为它减速了。
三、开裂的坚冰
1935年8月是一个多事之月。华北危机爆发。法肯豪森为蒋介石草拟《应付时局对策》。永田铁山被刺身亡。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日本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在迫使世界发生改变。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
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变。
力量在重新趋向联合，利益在重新开始交换。
外界发生的这一切，唯独仍然苦行于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毫不知晓。准备开始长征的红二、六军团也不知晓。
蒋介石要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红军17勇士抢渡安顺场、22勇士夺占泸定桥的时候，王明正在苏联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
除了看到少量的外电报道，知道那些红色火种依然在顽强燃烧之外，他根本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的“苏区代表”是一直待在莫斯科的周和生（即高自立）。周和生的发言由王明、康生领导炮制，说“今天苏区占有土地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600万”，“现时的红军有50万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加入了游击队。红军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的六次‘围剿’，挫败了法西斯将军冯？塞克特领导下精心制订的计划，进军3000公里，英勇地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的任务”。除夸大其词外，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这种不实事求是似乎已经成为王明的一种理念。他费力地要用这种虚假的东西去粉饰什么，去掩盖什么，去获取什么。
有些时候变本加厉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1937年底王明回国前，与王稼祥等人一起去见斯大林。王稼祥回忆说：“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
斯大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人们说他被捧得太高了。是否也被骗得太深了呢？周围有多少个王明，在拼命夸大每一分成绩，拼命掩盖每一个缺陷？
也不能说王明一件好事没办。
他办的最出名的好事，就是疗养回来后写的这份《八一宣言》。
受两个因素促动，一是国际政策的转变，一是中国的华北危机。
1934年2月27日，以“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审判中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季米特洛夫，获释后抵苏联。季米特洛夫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有切身体会。他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结论：迫切的任务是联合所有力量，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他成为共产国际新的主要领导人后，便立即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新的领导很快带来了新的变化。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些当然对王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加上华北危机。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从疗养地回来的王明写了3天。其妻孟庆树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3点。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集体修改。
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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