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紧张地回到国王塔，莫天森也离开了。
爱莉卡回到前一晚停放宝马车的地方时，忍不住破口大骂。
车子还在，但夜里不知哪个王八蛋把四个轮胎都戳破了。去你妈的龟孙子王八蛋，她气炸了。
她打电话给修车厂，告诉他们她没时间等，钥匙就放在排气管内。说完便走到霍恩斯路拦出租车。
莎兰德登入黑客共和国，发现瘟疫也在线就敲他。
瘟疫停了好一会儿。
她于是向他解释需要做些什么。
星期五上午，约纳森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怒气冲冲的警官法斯特。
“我不懂。”法斯特说：“莎兰德不是已经痊愈了吗？我之所以来哥德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讯问她，一个是让她准备移送到斯德哥尔摩看守所，也是她该去的地方。”
“很抱歉让你白跑一趟。”约纳森说：“其实我也很希望让她出院，因为医院里已经没有空床位。可是……”
“她会不会是装病？”
约纳森露出礼貌性的微笑。“我真的不这么认为。你要知道，莎兰德是头部中枪。我从她脑袋里取出一颗子弹，她存活的几率只有一半。她确实活了下来，康复情况也非常令人满意……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也正准备让她出院。结果昨天她病情恶化，不止头痛得厉害，体温也起伏不定。昨晚她发烧到三十八度，还吐了两次。夜里烧退了，情况几乎回复到正常，我以为只是暂时的变化。但今天早上替她量体温，又升高到将近三十九度。这很严重。”
“那么她到底是怎么了？”
“不知道，但她的体温起伏不定就表示不是感冒或其他病毒感染。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说不准，但也可能只是对药物或是她接触到的某样东西过敏而已。”
他点了电脑上一个画面，然后将屏幕转向法斯特。
“我替她照了脑部X光，你可以看到这里，就在枪伤旁边，有个区比较黑。我不能确定那是什么，有可能是复原过程产生的疤痕组织，但也可能是微量出血。在我们找到问题之前，我不能让她出院，无论警方认为多紧急都一样。”
法斯特知道和医生多辩无益，因为他们扮演着地球上最接近上帝使者的身份。或许除了警察之外。
“你们现在要怎么做？”
“我已经下令让她完全卧床休息，暂停康复运动——因为肩膀和臀部受伤，所以需要运动治疗。”
“了解。我得通知斯德哥尔摩的埃克斯壮检察官。这有点出人意料，我该怎么告诉他？”
“两天前我已经准备批准出院，也许就是这个周末。依目前的情况看来，会拖久一点。你得让他有心理准备，下星期恐怕也还无法决定，要移送她到斯德哥尔摩可能还得等两个星期。总之要视她的复原速度而定。”
“开庭时间已经定在七月。”
“没有意外的话，到那时她早已康复了。”
包柏蓝斯基以怀疑的眼神觑着隔桌对面坐着的健壮女子，他们正在梅拉斯特兰北路一间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喝咖啡。今天是五月二十日星期五，空气中已能感觉到五月的暖意。证件上显示她是国安局的莫妮卡·费格劳拉巡官。她正好赶在他下班回家前找到他，并提议一起喝个咖啡聊聊，就是这样。
起初他几乎抱持敌意，但她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并无权向他问话，而他若不想说，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说。他问她有何意图，她说是上司派她私下调查所谓的札拉千科案以及莎兰德案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你想知道什么？”包柏蓝斯基最后说道。
“请告诉我你对莎兰德、布隆维斯特、毕约克与札拉千科了解多少。他们彼此之间有何关联？”
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事情该如何进行，艾柯林特不断地斟酌推敲。经过五天的调查，费格劳拉给了他一些毫无争议的事证，显示国安局内部有腐化现象。他明白在得到足够的信息前，一举一动都要异常小心。再者就宪法而言，他目前也处于两难的困境，因为他并没有权限进行秘密调查，尤其是针对自己的同事。
因此他必须设法想出个理由让自己的作为合理化。万一最糟的情形发生了，他还是可以借口说调查犯罪是警察的职责，只不过这项罪行就宪法的观点来说太敏感，他只要踏错一步就肯定会被解职。所以星期五一整天，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沉思。
他最后的结论是：尽管看似不可思议，但阿曼斯基说得没错。国安局内部确实有阴谋在酝酿着，有一些人在正规作业之外采取行动，也可能两者并行。因为这已行之有年，至少从一九七六年札拉千科抵达瑞典就开始了，所以肯定是高层筹划批准的。至于阴谋者级别到底有多高，他毫无概念。
他在便条纸簿上写了三个人名。
约朗·莫天森，贴身护卫组，刑事巡官
古纳·毕约克，移民组副组长，已故（自杀？）
艾伯特·申克，国安局秘书长
费格劳拉认为贴身护卫组的莫天森本应调到反间组，实际上人却不在那里，这一定是秘书长下的命令。莫天森忙于监视记者布隆维斯特的行动，和反间作业一点关系也没有。
名单上还得加上几个国安局外部的人：
彼得·泰勒波利安，精神科医师
拉斯·佛松（法伦），锁匠
泰勒波利安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受国安局聘请担任几个特定案子的精神科顾问，说得确切一点是三件案子，艾柯林特查过档案里的报告。第一件案子很不寻常：反间组在瑞典通讯产业界发现一名俄国的眼线，而该间谍的背景显示一旦行动曝光，他有可能自杀。泰勒波利安对他作了非常精准的分析，协助他们拉拢此人成为双面间谍。另外两份报告没怎么涉及重要的评鉴。第一份是关于国安局内部某职员的酗酒问题，第二份则是分析某非洲外交官怪异的性行为。
泰勒波利安和法伦——尤其是法伦——在国安局内都没有任何职位。然而借由这些任务他们关系到什么呢？
阴谋与已故的札拉千科密切相关，他似乎是在一九七六年瑞典大选当天现身叛逃的GRU情报员，一个谁也没听说过的人。这怎么可能？
艾柯林特试着想象自己若是一九七六年札拉千科叛逃时的国安局局长，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会怎么做呢？绝对保密，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叛逃一事只能让一小群人知道，以免消息泄漏回俄国，而……多小的一群人呢？
一个作业部门？
一个不明的作业部门？
理想的情况下，他应该受军情局保护，但他们既无资源也无专业技术从事这类的作业。这么说就是国安局了。假如事件处理得当，札拉千科的案子最后应该会落到反间组。
但反间组从来没有他这个人。毕约克是关键，他是当初处置札拉千科的人之一，而他与反间组毫无渊源。毕约克是个谜，表面上他从七十年代起在移民组任职，实际上却很少在组上见到他，直到九十年代才忽然一跃而成副组长。
不过毕约克是布隆维斯特的主要消息来源。布隆维斯特怎能说服毕约克揭露如此爆炸性的资料呢？而且揭露对象还是记者。
嫖妓。毕约克和一些未成年的妓女胡搞，《千禧年》打算揭发他。布隆维斯特肯定是以此要挟。
接着莎兰德上场。
已故律师毕尔曼曾同时和已故的毕约克在移民组工作。札拉千科便是他们负责处理的。但他们对他做了些什么？
一定有人作决定。处置这种身份的叛逃者，下令的肯定是最高级别。
是政府。背后一定有政府撑腰，否则实在难以想象。
真是这样吗？
艾柯林特顿时感到不寒而栗。事实上这一切都不难理解。像札拉千科这么重要的叛逃者理应以最高机密处理，他自己应该也会这么想，费尔丁的内阁肯定也是这么想。这个合理。
但一九九一年发生的事却不合理。毕约克雇请泰勒波利安，以精神错乱的借口将莎兰德关进儿童精神病院，那是犯罪行为，如此恶劣的罪行让艾柯林特更加感到忧虑。
一定有某个人作了决定。但绝不可能是政府。当时的首相是卡尔森，接着是比尔特，但无论哪个政治人物都绝不敢涉及这种违反一切法律正义的决定，一旦被发现就会引发天大丑闻。
假如政府果真插手，那么比起全世界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瑞典也好不到哪去。
不可能。
那么四月十二日的事件呢？札拉千科就那么凑巧地被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狂热分子杀死在索格恩斯卡医院，而同一时间布隆维斯特的公寓遭窃，律师安妮卡也遭到袭击。在后两起事件中，都丢失了毕约克于一九九一年所写的奇怪报告，这消息来自阿曼斯基，但完全是私下告知，他们并未报警。
另外艾柯林特原本希望能和毕约克好好谈一谈，不料他也选在这个时候上吊自尽。
艾柯林特不相信这么多事凑在一起纯属巧合，包柏蓝斯基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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