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嘛，我发现你们全都很直截了当。”布隆维斯特伸手去摸她的胸部。
“我才来不到十五分钟，你就进攻了。”
“老实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的床上功夫很好奇。试试准没错。”
莎兰德生平第一次强烈感觉到需要征询他人意见。问题是征询某人意见就得吐露心事，也就等于要泄露她的秘密。该找谁呢？她实在不善于与他人建立关系。
将电话簿默想一遍后，严格说来有十个人可以视为熟人。
她可以找“瘟疫”，他多少一直都存在她的生活当中。但他绝对不是朋友，也是最不可能帮得了她的人。他不行。
莎兰德的性生活并不像她让毕尔曼误以为的那么单纯，而且发生性关系一向（或至少大多时候）都是由她设定条件、采取主动。自十五岁起，她的性伴侣已超过五十人，平均大约每年五人，这对一个将性爱视为愉悦消遣的单身女孩而言并不算过分。可是这些逢场做爱多半发生在两年的时间里，当时正是她即将成年之前的混乱时期。
莎兰德曾有一度面临重大的抉择关头，却茫茫然不知该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未来可能只是另一连串关于毒品、酒精与精神病院强制收容的档案数据。当她满二十岁，开始在米尔顿安保工作后，她觉得自己已略微冷静下来，并掌握住自己的生活。
她觉得再也不必去讨好任何在酒馆里请她喝三杯啤酒的人，也不再因为和某个喝醉酒、名字也记不得的人回家而有丝毫成就感。过去一年间，她只有过一个固定的性伴侣，几乎已称不上性生活复杂——她青少年末期的档案数据曾如此标注。
她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多半是一群行为放荡的友人之一，她和他们其实不算是一伙人，但因为认识席拉·诺伦而被他们接纳。
她是在青少年末期结识席拉，当时由于拗不过潘格兰的坚持，她正试着要完成成人教育学校的学业。席拉一头枣红色头发、黑色挑染，穿着黑色皮裤，穿了鼻环，腰带上的铆钉和莎兰德一样多。上第一堂课时，她们俩猜疑地彼此互瞪。
莎兰德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就开始混在一块了。莎兰德不是好相处的人，尤其在那几年，但席拉不管她的沉默，硬是拉着她上酒吧。透过席拉介绍，她成了“邪恶手指”①的一员，这原本是安斯基得四名热爱硬式摇滚的少女所组成的郊区乐团。十年后，她们成了一群每星期二聚在“磨坊”酒吧，一面大喝啤酒一面骂男生是废物，并谈论女权主义、五芒星、音乐与政治的朋友。她们也并未辜负这个团名。
① 一种摇滚手势，又称“魔鬼之角”。
莎兰德发觉自己很难融入其中，也很少发表意见，但她们都能接受这样的她。她可以随兴来去，整晚默默坐着喝自己的啤酒也无所谓。她们还会邀她参加生日宴会和圣诞甜酒派对，只不过她通常都没去。
在她和“邪恶手指”来往的五年期间，其他女孩都起了变化：头发颜色变得比较不鲜艳刺眼，买衣服也较常上H&M而非Myrorna二手成衣店。她们或是读书或是工作，还有一个当了母亲。莎兰德觉得只有自己毫无改变，这或许也能解释成她一直滞留在原地。
不过她们还是可以玩得很高兴。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让她有归属感，那就是和“邪恶手指”在一起，此外还连带那些与女孩们为友的男生。
“邪恶手指”会倾听，也会为她挺身而出，但她们不知道她被地方法院判定为“精神异常”。她不希望她们以误解的眼光看待自己。她们不行。
除此之外，她的电话簿上一个昔日同窗都没有。她没有任何人脉或支持团体或政治渠道。那么她该找谁诉说她的问题呢？
也许有一个人。对于该不该向阿曼斯基吐露，她慎重考虑了许久。他说过只要她需要任何协助，可以马上找他。她很确定他是真心的。
阿曼斯基电抚摸过她一次，但他很友善、没有恶意，不是为了展示权力：但她却不太愿意找他帮忙。他是她的老板，这么一来她就欠他一份人情。莎兰德不经意地想到，如果她的监护人是阿曼斯基而非毕尔曼，自己的人生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只不过阿曼斯基可能会太当一回事，以至于过度关注而让她喘不过气。他呀……也可行吧。
虽然她很清楚妇女庇护中心的功能，却从未想过前去求助。在她眼里，庇护中心是为受害者成立的，而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她仅剩的选择便是一如既往——自己的问题靠自己解决。这样绝对可行。
看来毕尔曼律师的未来堪虑。
第十三章
二月二十日星期四至三月七日星期五
二月最后一个星期，莎兰德当起自己的客户，以出生于一九五○年的毕尔曼为第一优先特案。她几乎每天花十六小时进行私人调查，其精密程度前所未有。她利用了她所能取得的所有档案与公开资料，调查他的亲友圈，检视他的财务状况，并详细列出他的教育与职业的每项细节。
结果颇令人丧气。
他是律师，是律师公会的会员，写过一篇有关财经法、相当冗长又极度沉闷的学术论文。他的声誉毫无瑕疵。毕尔曼律师从未遭到谴责。他只被人向律师公会举报过一次——大约十年前，他被指控在一宗房地产秘密交易中居中牵线，但他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他的财务状况良好；毕尔曼十分富有，至少拥有一千万克朗的资产。他缴的税比应缴的还多，是绿色和平组织与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还会捐款给心肺学会。他鲜少上媒体，但曾有几次联名声援第三世界政治犯。他住在欧登广场附近乌普兰路上的一栋三房两厅公寓，同时担任该栋共管式公寓委员会的秘书。他已经离婚，没有小孩。
莎兰德将重心放在他的前妻伊莲娜身上。她出生于波兰，但一生都住在瑞典。她在一家康复中心工作，离婚后嫁给毕尔曼昔日的同事，日子似乎过得很幸福。没有什么有利的信息。毕尔曼的婚姻持续了十四年，离婚进行得很平和。
毕尔曼一直在为惹上官司的年轻人担任监督者，在成为莎兰德的监护人之前，曾经当过四名年轻人的受托人。这些人全都未成年，当事人成年后，法院便判决终止受托任务。其中有一位当事人还会向毕尔曼请教法律问题，因此他们之间似乎也不存在敌意。即使毕尔曼一直有计划地剥削受监护人，也找不出任何迹象，不管莎兰德探索得多么深入，仍找不到他做坏事的蛛丝马迹。那四个人都已经各自与男女朋友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他们都有工作、有住处，还有各种现金卡。
她给四个当事人都打了电话，自称是社会福利部门的秘书，想要调查由受托人照顾的孩子日后的生活与其他孩子比较起来如何。当然了，每个人的回答都会匿名。她设计了十个问题，然后透过电话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几个问题是让受访者针对受托作业的效果表达自己的看法，看看他们对于自己的受托人有无任何意见，结果谁对他都没有坏评语。
莎兰德结束搜索后，将所有数据放进一个超市纸袋中，连同二十袋旧报纸一起放到门外。她似乎是动不了毕尔曼。他的过去毫无可利用之处。她非常确定他是个卑鄙、粗鲁的家伙，却找不到一点证据。
现在该考虑另一个选项了。做完所有分析之后，仅剩的一个可能性愈来愈吸引人——至少看起来是真正可行的选择。最简单的就是让毕尔曼从此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心脏病突发。问题落幕。但症结在于即便是令人作呕的五十五岁男人，也不会如她所愿地心脏病发。
不过这种事可以想想办法。
布隆维斯特与西西莉亚·范耶尔校长的暧昧关系持续得极为隐秘。她有三项原则：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们见面；她希望在她有心情、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才过去；而且她不想让他过夜。
她的热情令他意外而惊讶。当他们在苏珊店里巧遇时，她表现得友善但也冷漠地保持距离。而当他们进到她的房里，她则是热情奔放。
布隆维斯特并不想刺探她的私生活，但范耶尔请他来就是为了刺探家族中每个人的私生活。他感到烦恼的同时也很好奇。有一天，他向范耶尔询问她的丈夫是谁，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他提问的时候，他们正在谈论亚历山大和毕耶的背景。
“西西莉亚？我想她和海莉没有关系。”
“跟我说说她的背景。”
“她毕业以后搬回这里开始教书，认识一个名叫耶瑞·卡尔森的人，不幸的是他是范耶尔企业的员工。他们结了婚。我以为他们过得很快乐——至少一开始。但几年后，我开始察觉事情并不如预期。他会虐待她。就像一般听到的故事——他打老婆，而老婆还是一味袒护他。终于有一天他下手太重，她受了重伤被送到医院。我帮了一点忙，她便搬到海泽比岛上来，之后再也不肯见她丈夫。我当然也解雇了他。”
“但他们并未离婚？”
“这得看你怎么定义离婚。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还不申请离婚，但她一直不想再婚，所以应该没有太大差别。”
“这个卡尔森……会不会有关系呢？”
“……和海莉？不会，一九六六年他不在赫德史塔，也还不是公司员工。”
“喔。”
“麦可，我很喜欢西西莉亚。她或许是个难应付的人，不过她是我们家族里头的好人之一。”
莎兰德花了一星期准备毕尔曼的死。她考虑了也否定了许多方法，最后缩减到剩下几个可供选择的实际方案。不可冲动行事。
唯一要满足的条件只有一个。无论毕尔曼怎么死，都绝不能牵扯到她身上。她认为警方进行调查会找上她是理所当然，因为只要检视毕尔曼的职责，迟早都会发现她的名字。但他从以前到现在有那么多当事人，她只是其中一个，也只见过他四次，何况不会有任何迹象显示他的死与任何当事人有关。他还有前女友、亲戚、泛泛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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