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自然会哀叹现代理性或科学精神的兴起。现代的理性运动与科学——第五阶段——确实转化了或揭穿了原始的、巫术的、神话的世界观，大部分的学者因此认为科学谋杀了“所有”的宗教。他们似乎不太了解神话式的宗教，所以他们热切希望回到科学未兴之前的神话年代，他们认为那个前理性年代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然而神秘体验论却是超理性的，它藏在我们集体的未来而非集体的过去中。如同奥罗宾多与德日进的领悟，神秘体验论是一种进化而不是退化。依我看来，科学剥去了我们幼稚和不成熟的灵性观，也剥除了我们前理性的世界观，这样更高层的超理性洞见才得以发展——也就是脱掉了巫术的、神话的外衣，通灵的、微细光明的境界才能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和理性是人类迈向真正的灵性的成熟的过程中非常健康、进化且非常必要的一步。因此理性运动是从神灵迈向灵性的运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伟大的重视神秘体验者。这两者的结合是非常自然的。外在世界的科学结合内在世界的科学，就是东西方真正的会合。
爱迪丝：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结尾。
我和爱迪丝道别，有点希望她能见到崔雅，又觉得我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万万没想到，当我们真正需要朋友的时候，她竟然又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中。
崔雅第二天才返家，我和贝尔克医生约在当天下午碰面。“泰利，我想你得了糖尿病。我们还会做更多的检查，但尿液检验的结果已经很清楚了。”
贝尔克医生告诉我和肯，尿液显示我有糖尿病的迹象，我突然想到《远离非洲》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女主角发现自己得了梅毒时，她很平静地说：“我没料到接下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的感觉也一样。在最恐怖的噩梦中，我怎么也没料到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12 一种不同的声音
“没有摧毁我的，反倒令我更加强壮。”
糖尿病——美国成年人的第三号杀手。大部分的人不会对它投以太多注意；因为心脏病与癌症总是占据了报纸的头条。除了身为第三号杀手之外，糖尿病还会导致视盲与截肢，对我们两人而言，那意味着另一次激烈的生活形态的改变，特别是崔雅，注射胰岛素、严厉而痛苦的饮食管制、不断地测验血糖，只要有一点过高的迹象，就必须马上做胰岛素的治疗。显然我们还需要学习冲过另一波浪潮。我禁不住想到《圣经》里的约伯，他那句属于长青哲学的大问：“为什么是我？”答案似乎是：“为什么不？”
我有糖尿病，我有糖尿病。上帝啊，这一切什么时候是个头？
就在上个星期我问罗森鲍姆（Rosenbaum）医生（我们地区的肿瘤学家）是否能把我身体里的输液管取出来，因为我觉得不再需要它了。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们应该把它留在里面。这意味着他还是认为复发的几率很大。就在我开始感觉好起来的时候，感觉有信心的时候。也许我能活得长一点。也许我会拥有完整的人生。肯和我可能会白头偕老。我们甚至还可能有个孩子。我也许还会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然而癌症重又向我压来。医生不肯将输液管取出。突然间，我又一次深陷其中。我无处可逃。癌症是一种长期的疾病。
在办公室里，我偶尔听到一位护士和一名癌症病人谈话。“我自己从没有得过癌症，所以我谈论它可能会显得自以为是，但是有些比癌症更糟糕的疾病，如果你早得上的话。”
“比如？”我非常感兴趣地加入他们的谈话。
“哦，比如青光眼或糖尿病。他们会长期地制造那么多糟糕的问题。记得当我被诊断得了青光眼的时候……”
这下可好了，除了其他问题之外，我又得了糖尿病，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彻底崩溃了，面对这个我不了解的疾病，所有的沮丧、愤怒、震惊和恐惧，全都随着咸湿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想起几天前发生的一起意外，当时刚过完新年，肯、我与一些朋友在塔霍湖度完周末（我们正准备顺路到市场去），我感觉非常口渴。当我们回到家中时，我向肯提起这件事，他从书桌上抬起头来对我说：“那可能是糖尿病的症状。”我回了一句，“喔！那可有趣了！”然后他继续工作，我们再也没想到这件事。
没有肯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如果我在面对这个新的震撼时，他刚好因为工作不在我身边，我该如何是好？他抱住我，安慰我，他似乎汲取了我身上大部分的痛苦。在他的搀扶下，我哭着离开诊疗室。现在又有另一个疾病必须去学习、去对付，这个疾病正在威胁着我的生命。我非常难过，对这整件事愤怒极了。
我几乎记不得贝尔克医师与护士告诉我的话，我只是呆坐着一味哭泣。我们必须观察我的糖尿病是否会对佑尔康（glyburide）产生反应。这是一种欧洲发展出来的口服剂，如果无效，就必须做胰岛素治疗。每天早晨我必须做血糖测试，星期六与星期天也不例外，如此才能判定我需要服用多少剂量的口服剂。护士又将这些必须注意的事项复述一回；我希望肯听得比我仔细。在沮丧与被击垮的同时，我感到一股难以遏制的反叛与盛怒；这件事听起来像是我一辈子也甩不掉的梦魇。
护士给了我一份改变饮食的遵守清单，往后的日子里，我将会与它极为亲密。在热量一千两百卡路里的食谱中，牛奶、淀粉类、水果、肉类与脂肪全被换掉了。不过感谢上帝，我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一些萝卜、中国的包心菜、黄瓜与腌黄瓜。
拿着食物清单，第一站便是去超市。我仍然怏怏不乐，但是在超市里，我暂时让自己迷失在那些眩惑人的食物商标中。糖，到处都有糖，它躲在面包里，藏在花生酱中，隐匿在沙拉酱、熟食、调制好的食物中，意大利面酱与罐头蔬菜中也有，到处都是！肯和我徘徊在走道间，彼此叫嚷着令人厌恶的发现——“第七条走道，连婴儿食品里也有糖！”偶尔看到我能吃的东西，肯竟然大声嚷嚷：“第四条走道有缺装的土，不含糖”当我们走到收银台时，手推车里装满了许多新的东西，像是健怡汽水、量尺、新的量杯、量匙等。这些替代性的食物都得靠量器来拿捏分量，这点我必须学习。
每天，在吃早餐以前，我得先开车到检验所验血糖，星期六和星期天则到海军综合医院。在那里取得另一张识别证，纳入我的珍藏。医院里的人员都是抽血专家，但是当针头插入血管的一刹那，疼痛还是难免。然而，除周末以外，平常去诊所的日子里，每一次我都满心企盼那位仁慈的银发女士来为我抽血，因为她技术神奇，不像护士会把人扎疼，甚至得扎两针才抽出血来。这对我而言是格外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前不久才动过胸部与淋巴手术，所以抽血采样都集中在左手，愈来愈像个有毒瘾家伙的手臂。
此外，每天早上我还得吃五毫克的佑尔康，它是一种治疗糖尿病的“第二代”口服剂。傍晚大约五点左右，再服第二剂。也许我该戴只表，提醒自己别误了吃药的时间。
不仅如此，每天我都得检视那张贴在冰箱上的食疗清单。我心想：我能不能以牛奶交换花生酱？或是以一点淀粉换取蔬菜？再不然，就算在晚餐时多吃点鱼也行？但我只能用量杯量麦片粥，量牛奶，外加两汤匙葡萄干，四分之一杯的农家鲜乳酪。午餐则是一盒沙拉调配食用醋，一点点花生酱（大约两汤匙），香蕉三明治（二分之一小号的）和二分之一杯的青菜。至于晚餐也得仔细斟酌，三盎司的鱼，一整杯的全麦粉，二分之一杯的青菜。就这么一点东西，肯也尽可能地在烹调上变花样。晚上的宵夜则是半杯牛奶加上两片饼干。
我每天都必须做四次的尿液检测——清晨醒来时、午餐前、晚餐前以及晚上吃宵夜前。每天四次，我眼睁睁地看着这支该死的小棒子在我面前变成棕色。原本清澈的液体开始转成绿色，接着周边泛出棕色，然后愈变愈深。一次又一次地看着测试棒在我眼前变成棕色，我终于肯定地告诉自己，我得了糖尿病，我得了糖尿病，我得了糖尿病。
几个星期下来，佑尔康与严格的食疗所引起的反应相当缓慢（然而崔雅服用的药物已经是最大剂量了），这意味着她仍需持续做胰岛素治疗，也许要好几个月，或者好几年，总之是无法避免的。
胰岛素治疗，其实就是注射胰岛素。我仍然牢记儿时探访祖父的情景。我们姊弟都很喜欢造访祖父那幢充满神奇的房子。房子的前面有白色的圆柱，宽大的回廊玄关，如茵的绿草以及一些可以攀爬躲藏的大树。我很清楚地记得他为自己注射的情形：露出苍白的皮肤，再把它挤成一堆，我们全都瞪大了双眼，震惊地看着他把针头扎进自己的皮肤。然后爬上他那张美丽的木床，和他挤在一块儿，再推着他到我们自己的房间。我们爱爷爷，每个人都爱他，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虎背熊腰、精神奕奕、充实度日的人。每当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总会在口袋或大衣里藏一些糖果和小礼物，或是我们最爱的漫画书。我们喜欢爬在他的身上，四处搜寻藏在他衣袋里的宝物，高高兴兴地坐在他的大腿上享用。即便是现在，我还是很怀念他，我希望他能在我的身边，和我一块儿生活，也很希望肯能认识他。
祖父也有糖尿病，事实上他死于胰脏癌，然而他当时已经83岁，生活得充实且多彩多姿。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小心地调理食物。譬如新做的无盐奶油，从鸡舍直接取得的新鲜鸡蛋以及粗糠壳物和豆类。在我的记忆中，祖父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注重食物调理的，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原因。伯父汉克也是一位糖尿病患者，成年人罹患糖尿病与遗传有相当大的关连，和青少年患者不同。孩童们罹患糖尿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