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
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
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2），没有已时者有望。
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血书所能挣来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你的一张血书，况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那时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灵魂要离开肉体的就要离开了！……
五月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三期。
（2）二六时中 即十二个时辰，整天整夜的意思。
北京通信
蕴儒，培良（2）两兄：
昨天收到两份《豫报》（3），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4），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5）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
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6），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五月八日夜。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
（2）蕴儒 姓吕，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当时常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豫报》 在河南开封出版的日报，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创刊。
（4）中州 上古时代我国分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于九州中央，所以又称中州。
（5）“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尽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岩墙，危墙。“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语见《史记·袁盎传》。意思是有钱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坠瓦击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语见《孝经·开宗明义章》。
（6）指北京学生纪念国耻的集会遭压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学生为纪念国耻（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二十一条”）和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训令各校不得放假，当日上午警察厅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门戒备，禁止学生外出。因此各校学生或行至校门即为巡警拦阻，或在天安门一带被武装警察与保安队马队殴打，多人受伤。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魏家胡同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质问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理由，又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
导师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2）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3）的大法，求上升（4）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5）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五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
初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为《编完写起》。本篇原为第一、二段，下篇《长城》原为第四段；题名都是作者于编集时所加。第三段后编入《集外集》，仍题为《编完写起》。关于本篇，作者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间与白波的通讯中曾有说明，可参看《集外集·田园思想》。
（2）“而立” 语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原是孔丘说他到了三十岁在学问上有所自立的话，后来“而立”就常被用作三十岁的代词。
（3）生西 佛家语，往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