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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当口殷螭善于应变的能耐立即显现，拿出全部力气，哭嚎得震天响，跑入宫中大闹，一副“父兄皇陵被侵犯，我才是真正苦主”的痛不欲生架势，害得本来业已收泪正和大臣们商议对策的刘后，又不得不恪守长媳寡妻的本分陪他痛哭一场。面对这么一个苦主，朝廷问罪也无从问起，殷螭更加攘袖发狠，说要亲自领兵赶往房山去砍杀蛮族，京营既然不肯归自己调拨，那么便请求将袁百胜调过来帮忙，挖我殷家的坟，这等不共戴天之仇岂能不报？刘秉忠若是胆敢来拦，就是无君无父，不忠不义，实在该杀！
这个“无君无父，不忠不义”的反咬煞是厉害，京城军民在大骂孙万年投降的时候，其实也难免埋怨刘秉忠不肯出兵援救，导致皇陵失陷。所以殷螭泼闹的能耐，就是转移舆论斥责的目标，让刘秉忠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而在殷螭将责任引到刘秉忠身上的同时，城外也来提供证据——房山失陷之后又两日，南城门忽然逃回小支溃兵，护送着一干皇家内眷，却是原守陵的内监与宫眷，其中还包括殷螭在位时为皇后闹出的巫蛊案做了顶缸、被打发去守皇陵的许才人。据说蛮族铁骑业已冲入泰、永二陵，却在降将孙万年的苦苦劝说之下，没有烧杀抢劫加掘坟，甚至还释放了待罪守陵的宫眷们，不曾干奸 淫掳掠的勾当，国朝的体面居然保住了几分，于是大家对孙万年的看法从无耻投敌变作了苦心可嘉，愈发怨怪刘秉忠不肯援救。
刘秉忠对此保持沉默，刘氏子弟中却有忍不住的，建议将散布“孙将军是好人”的内监宫女一律以奸细嫌疑关押起来再说，这个主张当然不会被朝廷采纳，殷螭尤其以其中有的宫眷还是自己昔年的嫔妃为名，直接要求宫中予以保护——可是当宫内降旨，特赐原才人许氏与他破镜重圆的时候，殷螭又尝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苦着脸跟送人来的内官大发牢骚：“赏赐她一笔银两，教她改嫁！忙乱成这个样子，我连男人都不想了，还想女人？赶紧不要给我添麻烦！”
其实这个牢骚他很想对林凤致去发一通，或者说表白一通，可惜林凤致最近忙得影子都不见，又开始连日值宿文渊阁，殷螭对着太傅府谢绝自己来访的守卫抱怨了很多句：“又没入阁，凭什么总是他值夜？叶德明那几个死绝了不成？”但林府的卫兵同林太傅一样对他待搭不理，殷螭只有郁闷万分的自己去摆平家务事，打着“京师未安何以家为”的大招牌，硬是将哭喊着要侍奉旧主的许氏塞给她家亲人，赏了一笔陪嫁吩咐越快改嫁越好，于是又博得个公而忘私的美名，心中直叹息林凤致也不来亲眼看看自己多么高风亮节。
林凤致近来却委实烦恼不堪，因为皇陵失陷的消息一出，再加上殷螭的成功反咬，包括对孙万年投降是迫于无奈这种说法的大肆渲染，导致太学生联名的《止乱揭》中倡导不要逼刘氏走上歧途的努力直接付诸东流，朝野又开始大幅度对刘秉忠进行攻讦，实在是个危险的倾向。林凤致知道单凭舆论想要阻止野心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但倘若在野心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并不能完全成功的时候，舆论的毁誉，其实也可以成为很大的决定因素。世事常常有个“不得不”，有家有业、利益盘根错节的人，当真要铤而走险也是需要绝大动力的，尤其象刘秉忠这样世代勋贵，功名利禄悉出天恩的家族，与国朝决裂公然谋反的决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下定。
然而舆论再这样苛责追究下去，背负着跋扈不道评语的刘氏家族，未必不会在破罐子破摔的情况下，索性膨胀全部野心，干一干趁火打劫黄袍加身的事——如果刘氏公然反叛朝廷自立为王，其实前途不是那么平坦，京营虽然尽数归属刘秉忠调拨，其中却有很大一部分本来是直属皇帝的军队，这些人未必愿意承担叛乱之名，京师驻军只怕便先要分裂；而且刘氏之侧，还有殷螭这个专门搅混水的家伙在候着，一旦刘氏自立，他肯定毫不客气的也来争权，以他殷氏嫡脉、前朝废帝的身份，不消说定能拉拢到京师驻兵中不愿意随刘氏反叛的那部分军队之心，所以殷螭才这么乐于跟刘秉忠作对，事事咬着他不放，并不是单纯因为刘秉忠曾经兵谏与之结仇，而是逼反了刘秉忠自己能落到更多好处。
殷螭做事不顾大局，算计起小利益来却十分头头是道，倘若刘秉忠反叛，对殷螭来说其实利大于弊，至于会不会使京师覆灭国朝大乱，这家伙才没良心去顾及——所以林凤致每想到这一点，便实在恨不能将他立即劈杀。然后恨殷螭的时候，又会想到其实是自己一度丧失原则纵容他走到如此地步，又难免自恨不已。
不过林凤致的个性，是面临“事已如此”的情势时，不会一味怨天尤人后悔不迭，而索性将没用处的懊恼全部搁置，专心致志考虑破眼下的难局。人生之路其实是一条无法返回的直线，既然回顾无效，不如一直往前看。
在朝野对刘秉忠的攻讦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内阁大臣也不是没做调停的努力，其实有《止乱揭》的呼吁在前，如今京师又仰仗京营兵力保护，舆论也不能拿刘氏过分如何，只是不救皇陵委实是个大过失，连刘后也不太好为兄长说话，这个时候只能希望刘秉忠态度稍微服软一点点，公开上疏认罪，表示以后将功赎过，清议的苛论也就能平息下去，这个分歧危机便可以度过了。
但刘秉忠始终默不作声，或许并不认为不发援军救房山是战略错误；或许被清议骂得狗血喷头恼羞成怒，实在下不来台认错；又或许他已经干脆下定反叛的决心，不屑于再分辩名声，要拿武力来解决一切？种种可能，使众人猜测不已，并随着刘氏拒绝发言的缄默，越发忐忑不安。
在这样的惶恐气氛之中，日子不知不觉滑到了正月底，京中流言满天飞，甚至有人开始言之凿凿的说刘太师当真打算叛乱，连旗号都制好了，只待选个日子动手将文官们全部绑架，劫持太后改朝换代。连殷螭也以此为借口，整兵控制住了南城外门，不再接受刘氏调遣，刘氏也同样扼住了内城三门，拒绝与殷军往来。城外蛮族逼近，城中有内乱分裂可能，市民们想跑都没法跑，不禁哀声一片，只催促大臣们赶紧想个办法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太学生们自然也要做努力，由国子监祭酒带头去拜访闲住在家的前首辅刘崇义，希望他从大局着眼，劝说兄长侄子们不要叛乱，忠心为国，抵御外敌。刘崇义在内阁的时候吃够了言官攻讦的苦头，对清议派人士难免保持着戒心，一再称病不见。太学生们便连日堵着他居住的米面胡同请见，闹嚷得四邻不安。同时因为刘崇义的嗣子刘楝也是国子监出身，诸监生同他有同学之谊，想要托他向父亲进言，刘楝未置可否，于是也挨同学们大骂了一通，纷纷表示和他割席绝交。
然而刘楝并非不想挽回自己家族误入歧途的处境，在国子监同学骂过他之后没两日，便有人流传出一份刘楝所写的《上父书》，乃是刘楝对嗣父刘崇义与亲父刘秉忠同时作出诚恳悲痛的劝谏，从刘氏自国朝定鼎以来历代所受国恩写起，分析眼下局势，劝告家族中人，纵使逼于无奈也万万不可行差踏错，遗臭万年！不救皇陵之事，父亲的确有着诸多顾虑，在情势不明之下，不敢贸然出师也是情理之常，并非有意要陷先帝陵寝于敌手，但保住京城虽是至关重要，皇陵失陷却也委实愧对先帝，便自认过错又有何妨？人臣的委屈，难道不能置于国朝体面之下？
《上父书》最后是一段极其悲怆无奈的话：“不孝男楝，亦久受公论之欺，背负盗贼之名，如堕荆棘丛，动辄挂碍，复有何乐？然人之所寄于一世者也，非权非利非名，乃耿耿自明之心矣！为公者庇万民之福祗，为私者敬慎独之诚挚，公焉私矣，其实一也，又何惑哉！伏幸豁然，以悟大是，至望至望！”
刘楝自清和五年壬申乡试夺取状元，被指责有弄权舞弊嫌疑之后，便一直处于舆论的讥评之下，哪怕覆试洗刷清白，哪怕他愤然不再参与会试，自己杜绝仕途之路，也逃不脱权臣子弟仗势夺魁的恶劣名声，连平素最交好的同学徐翰也回避往来，划清界限，心里是何其冤愤？而冤枉他的，却并不是什么恶人，而是“公论”——公众的舆论将他钉上耻辱柱，定性如盗贼，到处都遇到怪异眼光，自己觉得人生直如堕在荆棘丛里一般，动辄得咎，痛苦不堪，因此以这样的比喻来劝说刘秉忠不要因为言论的苛责、个人的委屈，就一怒铤而走险，置大是大非于不顾，将国家、家族、个人，都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封《上父书》流传出来的时候，刘秉忠与刘崇义不消说都已经收到了儿子的劝谏，这两个做父亲的有无感想，外人不知，但了解刘楝遭遇的人读到这些话语，却均为这个一直含冤蒙垢的不幸状元扼腕叹息一回，同时舆论对刘氏的压力也无形中改变了一些，从谴责转而为要求——要求他们为国为民负责。
《上父书》乃是私信，却遭泄露，同时给家族带来议论，对父亲名声产生影响，做儿子的刘楝不可能不受到更大的压力。所以在书信泄露、满京流传后一日，刘楝便留下“扬父之愆，博己之名，不忠不孝，何以为人子？”的遗书，自缢身亡。
这遗书以血写就，呈到宫中之时，林凤致暨内阁诸大臣都在太后御帘之前，互相传看那业已凝固的血书字迹，都不觉沉默。因为刘秉忠是刘楝的生父，所以血书中的“忠”字是避讳缺笔的，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