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从体制因素和观念层面两方面揭露了“官本位”的实质。
他说，首先，从体制因素看，“官本位”意识的流行与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实行的单一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关。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高度集中的体制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便于集中领导、集中指挥、集中行动，有利于应对战争环境下复杂多变的情况和种种艰难困苦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继续套用这种管理模式，大小单位都有行政级别，形成单一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一体制造成了客观存在的“官本位”，从而为“官本位”意识提供了继续存在的条件。
其次，从观念层面看。“官本位”意识的存在是因为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应当说，掌握一定权力的社会管理者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在不同的社会里，权力的性质、内涵和意义是不同的。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归人民。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管理社会运行的职责，但这是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是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以权谋私。然而，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既可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用来谋取私利。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制度还不健全，法律还不完善，管理上的疏漏也还不少，这容易诱惑那些受封建思想浸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问题的人千方百计地通过当官谋取私利。
方明说，要破除“官本位”意识，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靠深化体制改革和观念chayexs。。chayexs。更新来完成，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破解这个难题。
第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破除和克服“官本位”意识的思想基础。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担任的职务越高。对人民和社会所负的责任也就越大。领导干部的价值大小，不在于官当多大，而在于为人民办了多少好事、实事。我国古代就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代**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该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尚境界。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好如何正确行使手中权力的问题。把思想道德的樊篱扎紧，才能有效抵御“官本位”意识的侵袭。
第二、进一步深化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改革。这是破除和克服“官本位”意识的制度保证。观念是存在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政企、政事分开，逐步建立健全适合各行各业发展的、分类管理的领导体制，对于破除“官本位”意识更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各个行业都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领导和管理方式应当而且必须适应这些规律和特点。各个行业依据各自特点，在国家宏观控制和政策指导下，建立健全各具特色、科学有效的领导管理体制和相应的分配制度，不仅有利于各行各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人们从“官本位”意识中摆脱出来。
第三、大力推动观念chayexs。。chayexs。更新。这是破除和克服“官本位”意识的重要社会条件。“官本位”意识的存在和流行，和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择业机会和发展空间狭小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百业兴旺，人们的择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更大了，进党政机关已不再是唯一选择，走向社会谋求发展正成为一种趋势。社会实践是社会观念有力的矫正者，是思想意识变革与chayexs。。chayexs。更新的有力推动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将有助于彻底摆脱“官本位”意识的束缚。
方明说，要根除跑官要官的现象，任重道远。最关键的就是要破除“官本位”的思想意识。而要破除“官本位”，就必须对“官本位”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那么，什么是“官本位”呢？方明认为，“官本位”首先是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官本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封建社会，王侯将相，官分九品，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规定其等级，划分其行政权限，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严格而又系统，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全社会就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塔的顶端就是皇帝。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等级森严，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显赫。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关系，而是下级完全隶属于上级，一切听命于上级；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在这个单一行政化的体制下，不是整体的规则、秩序和法理的统治。而是个人的统治；不是法定程序支配，而是‘长官意志‘支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现代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还可以有信息获得的高位势。
其次，“官本位”是一种思想意识、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是指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祖坟也会冒青烟”。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和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读书为了做官，做官意味着光宗耀祖。于是乎，“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官”，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人们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了人生两大幸事。就连商人也不例外。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这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很成功的例子，比如大名鼎鼎的吕不韦。“卖官鬻爵”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神态，恰是这种观念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再其次，“官本位”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官级不仅影响活人，人死后有没有追悼会、悼词长或短、安葬谁掏钱、安葬在何处，都视官职大小而定。各种会议，甚至是学术会议或专业会议，行政领导都要头排就座，而且特别讲究领导与会级别、座次安排，以至于会议座次安排是政府会议管理的最大学问。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官级来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主持”这样的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官本位”现象已经覆盖了全社会，孩子们也沾染官瘾。一个几十人的小小班级，除了班长、副班长，还有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卫生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少先队系统还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带官衔的几乎占去班级的一大半。孩子们常常为了多一道“杠”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实在没法安排了，可以当一个科代表。一个孩子当了值周生就高兴了一个礼拜，因为他从来没当过班干部，值周生至少可以过一周的官瘾。家长们为给孩子谋个一官半职，不惜给老师请客送礼。由此可见，“官本位”流毒之深，可以说在男女老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方明最后说：“我今天之所以和你们讲这么多，就是希望你们在面对松山市升格的过程中，对组织人事安排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伟力同志就不说了，你处在第一线上，接触的人和事都很具体。吴谦同志分管这个方面的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掌握大方向，你二人都不可掉以轻心。你们不要怕有人跑官要官，而要把跑官要官的现象当成一种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时间来对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勇敢面对，妥善处理。这就是我讲这么多的目的。”
何伟力说：“可是，闫三星之流却不仅仅是投我所好，他从一开始就在设置圈套，一环扣一环，逼我钻进他的陷阱。”
方明说：“对了，你不是没有掉进他的陷阱吗？如果你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话，你就经不起这些人的诱惑，很容易上当，稍不留意就会一脚踏进他的陷阱。这也是我要反复强调的原因之一，作为身为别人上司的我们，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自然成了人家进攻的对象，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很可能采取一切手段来对付你，所以我们的头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清醒，躲开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一点，老人家几十年前就关照过。”
说到这里，方明话锋一转：“光务虚不行，我们还要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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