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女孩儿
怎么说呢,我的内心和生活一直处于伤感之中。我叫杜宝祥,今年42岁了,是个炼钢工。我老婆叫李红英,今年49岁,以前在炼钢炉前看仪表,两年前下岗回家了。我恋人叫刘小翠,属猪的,比我小一岁,在材料处当保管员。我还有一个25岁的女儿正在读研究生,名叫杜娟。说杜娟是我女儿可能不太贴切,因为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上幼儿园了。准确地说,杜娟不是我亲生的,我是她继父。
这三个女人,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有长得好看的,也有模样不咋地的。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我身边的这仨女人,每人简直就是一台戏呀。我的前半生,基本就让她们给承包了。
三个女人中最先走到我身边的人是刘小翠。她那时还年轻,当然我那时也不老。我俩都十*岁的样子。据说,我年轻时长得十分周正,不像现在这样未老先衰过早拔顶的老面瓜模样。小翠就多次说过我当年属于唇红齿白翩翩少年一类的人物,往人群里一站,别人不自觉地就乖乖变成了星星,我呢,则如同冉冉升起的明月一般,在众星之上光辉闪耀。小翠的话,我始终是半信半疑地听。这丫头一根筋,做什么事不顾代价不计成本,属于人来疯。其实,小翠的这种性格对于她本人来说是非常吃亏的,对于她身边的人来说呢,也有不小的负担和麻烦。这么多年,小翠一直处于独身生活状态,其实已经非常确凿地说明了这一点。我老婆李红英二十多年来也一直对我和小翠若即若离的关系保持高度戒备,时常在茶余饭后敲敲打打,让我脆弱的心犹如悬在枯井里,上不上下不下的,负担和麻烦大了去了。
从我中年的目光往回瞅,我得说,年轻时的小翠和现在没啥两样,她那时候就瘦,她的瘦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味道。对于小翠的瘦,李红英非常鄙夷,说,就那么几根骨头,咋能让男人动心呢,抱在怀里也硌得慌啊。李红英一边说,一边故意挺着乳峰高耸的前胸。李红英的话我不爱听,她的身体语言同样让我十分反感。我觉得女人让不让男人喜欢,跟胖瘦没有直接关系。有的女人瘦,男人不一定不喜欢;同理,*的女人,男人也不一定就非得对其表现得如饥似渴。女人的好,关键在内容。当然,我这种想法只是暗暗地藏在心里头,没有跟李红英明说。跟她说了又有啥用呢。没用。我活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道理就是:人和人是很难沟通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行为准则或者说是评价体系,每个人也都按照这个准则生活,都以这个评价体系来评判他人。李红英有李红英的行为准则,我杜宝祥有我杜宝祥的行为准则;李红英有李红英的评价体系,我杜宝祥有我杜宝祥的评价体系。李红英认为刘小翠因为瘦而不好看,不等于我杜宝祥心里头也那样想。李红英的口气连同她的肢体语言有点过于炫耀自己了。看着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娘们,我真纳闷,当初自己咋就会被她那一身肥膘晃晕了眼睛了呢?如果当初我不跟小翠赌气,如果当初我跟小翠赌气时李红英没有跟她丈夫打离婚,如果李红英打离婚时我没和在一个班组上班……如果……唉,如果没有这些个如果,后来我可能就没有那些麻烦事了。用老辈人的话说,这就是命啊!
我中年的目光不再像年轻时那么锋利了。往回瞅时,有些东西模模糊糊的,像晨雾中若隐若现的房子和树木,只是一些轮廓,缺少质感。但是我看小翠时,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过,每次看记忆里的她,总是那么清楚,跟清亮的图画一样。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后的早晨,阳光葱笼,土街上的积水闪着亮光,一晃一晃的,刺人眼睛。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玩掴洋钉。我和二宝正撅着屁股在老柳树下玩掴洋钉。地面很湿润。湿润的地面上被二宝用洋钉划了一个类似于蜘蛛网样的图形,我俩各执一钉,每人依次往图形上掴钉子,钉子扎进土里屹立不倒算是成功,扎不进土里算是失败,扎时土里的钉子越靠进蜘蛛网的中心得分越高,一局掴十次算是一次小胜,我俩采用三局两胜制。我俩事先约定,我如果赢了,二宝得把他的小人书《连心锁》送给我;而二宝要是赢了呢,我得把自己刚做好的木头手枪送给他。第一局二宝没有赢我,第二局我没胜他,第三局进入关键时,我掴完钉子,心里计算小分略为高于二宝。轮到二宝掴钉子时,这小子却直起身子,怔怔地看着街口发呆。我说,二宝,该你了,快点呀。我的催促他也像是没听见似的。我又说,是不是认输了?他还是没有反应。二宝的异样让我奇怪。于是我就把目光也转向了街口那边。于是我明白二宝为什么发呆了。原来有个小女孩走进小巷里来。小女孩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那种红色在雨后的早晨显得异常醒目。小女孩手里拎着水壶。她想必是去小街另一边的水房去打水吧。小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时,我也像二宝一样怔怔地发呆了。那个小女孩长得太好看了。那样好看的女孩只能让我和二宝的目光发呆,那个好看的女孩子把我和二宝变成了傻子,怔怔的。我随手甩出手里的洋钉,它扎进我们身边的积水里,“噗”地一声。
她是谁呀?以前咋没见过她?我问二宝。
二宝摇摇头,说,不知道哇,是谁家的亲戚吧。
小女孩的出现是一个意外。这个意外令我们对继续掴钉子失去了兴趣。于是我和二宝坐在路边,傻忽忽地等着小女孩再次经过这里。她去打水了,还会从这里经过的。果不其然,很快那个小女孩就回来了。她的脚步很轻但很快。她向我们走来的时候,甚至流露出几丝慌乱。她低垂着头,根本不看着我们。
在她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我和二宝异口同声地喊出一段顺口溜:
小小子儿,坐门镦儿,
哭着喊着要媳妇,
要媳妇干嘛?
点灯说话,关灯作伴。
我和二宝的顺口溜使得小女孩羞红了脸,她加快脚步,轻风一般飞掠而过,只留下一句话,那句话声音不大,听上去却是斩钉截铁:小流氓!
那个小女孩就是小翠。她当时十二岁,我和二宝比她大一岁。
二宝他姐红英推着自行车去钢厂上班,她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也像那个女孩一样,看都不看我俩一眼。
红英姐,上班去呀?我随口问道。
听到我的声音,李红英才慵懒地扫了我们一眼,说,不上班,我还在家呆着呀?
李红英又冲二宝喊,二宝,快回家吧,鸡还没喂呢!然后她就飞身蹬上车子,匆匆驶远了。
不知是啥一回事呀,一想起小翠,我最先想起的就是那个初夏的早晨。那个初夏的早晨,穿着粉红色衣裳的小翠,像一头警惕的小鹿,不声不响地从我眼前走过去,她俏丽的身影,还有她骂我们小流氓的声音,似乎就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过。只是我有些感到奇怪,为啥那天早晨,在小翠走过街口时间不长,二宝他姐,也就是后来成了我老婆的李红英咋也从我眼前走过去了呢?这两个后来与我关系密切的女人先后出现在那天早晨,是上苍刻意的安排么?而上苍的这种安排究竟给我后来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暗示呢?!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使我心里像长草一般,夜里常常失眠,咋想也想不明白。
江边的瓜园
日子就像挂在我们胡同街口那棵老柳树的叶子,不知道是啥时候变绿的,一眨眼又枯黄了被风吹净了,偶尔你一出门,发现它们又绿英英地挂在树枝上了。
老柳树叶绿了黄,又黄了绿,我眼睁睁地看着二宝的个子渐渐长高,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小女孩渐渐长成苗条的少女。当然我的变化也不小,从我爹我妈欣慰的目光中我读出了这一点,他们看着我时,脸上总是呈现出一种幸福的神情。胡同里的小姑娘遇到我时总是害羞地跑开。只有小翠不是这样。
小翠是前趟房老刘头的外孙女。老刘头退休好多年了,满头银发,一口唐山口音,街房邻居们都叫他刘老夳。老夳,老夳(在我们这儿是指那些来自河北一带且方言口音很重的人,他们统统被称为“老夳”)。听俺爹说,刘老夳是个八级大工匠,水平很厉害,用我爹的话说,他的炼钢技术那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在钢厂里口碑极高。老刘头的儿女全都在外地。他退休后没去儿女那里,闲来无事买了一条船,去嫩江撒网捕鱼,生活得很逍遥自在。
身段苗条的小翠,寄养在姥爷家的小翠,真的是我们那条巷子里最好看的风景呢。她不和我们玩,只和五月、四凤子她们玩女孩子的游戏。当我和二宝一伙子人汗吧流水地踢足球时,小翠她们以另一种幽雅的方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跳皮筋。街口葱笼的树阴下,小翠她们边舞边跳,神情专注。小翠跳皮筋时,三五个比她们还小的小丫头嘴里念念有声:
“橡皮筋,架脚踢,
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小丫头们豁牙露齿的声音,随着黄昏的晚风飘起浮动,挟着女伴们的笑脸和舞姿,走进我的记忆里被永远封存了;还有那条轻盈的橡皮筋,它总是在记忆里弹起又落下,生动无比。
小丫头们的歌谣唤醒了我的潜意识。我一脚踢飞足球,抹去脸上的汗水,冲着二宝顺嘴喊出一段顺口溜:
“下定决心去偷瓜,
不怕牺牲往前爬,
排除万难往前闯,
争取胜利早回家。”
我充满激情地对二宝说,今晚咱们去江东偷瓜去。
我又像狗一样吸吸鼻子,我闻到江东的西瓜味了。
二宝笑了,笑得非常可爱,说,中!又问,咋去呀?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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