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理论。
宋健只有在强颜向学之中，才能忘记自己羁旅异地归去无期的窘境，才能慰藉自己孓然一身的孤寂，和对远地亲人、朋友和师长的怀想与深深的担忧之情。
这一段时间，宋健像在哈工大和莫斯科上学时一样，白天在图书馆里读，晚上还要带书回房间续读，所不同的是心境和处境，前后读书的目的虽然都很明确，是为了今后学以致用，但以前学问洞明，而今时知识幽暗。何日方可出头，茫茫无有分晓，纵你学富五车，不见天日，又何以致用？岂非瞎子点灯白费蜡吗？
若说宋健当时，无此一点担心，那断乎是假的，不说也罢。
在酒泉一段日子，宋健时常半夜里，梦魂倏忽归去故里，与妻儿握手依偎，相顾而泣，梦醒时分，摹然惊起，却惟有天头一轮寒月照影，屋中一盏孤灯相伴。夜色茫茫，夜风凄凄，夜泉惊啼，四顾怆然，乡关不知何处？由不得就心酸鼻塞，泪流满面，哽咽无语。每每披衣起坐，再难人眠，惟有以书解忧，读以待旦。
只是这一段的有心无望、英雄末路式的、英勇悲壮的发愤苦读，恰似武林师尊隐居时的拳不离手，歌手伶人赋闲时的曲不离口，弱国居安思危式的袜马厉兵，在以后宋健出山的日子里，可谓使他受益匪浅，成就了一个偌大的心愿。
故而以后宋健在一篇名为《珍惜机遇》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若夫概断文革全损无益，也未必，太史公早有定论：《春秋》、《离骚》、《国语》、《兵法》、《诗》三百篇大抵为发愤之所作。我这一年多的逃难，收获甚丰，特别是天文和原子、分子物理，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科研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
宋健所言极是，但当时定力能如宋健者，遭际能如宋健者，中国又有几人？不堕青云之志者，尚可砥砺其志，劫后得益，寻常人却承受不起，因而受害最深。
许多的大学人和大知识分子喂猪的喂猪，养牛的养牛，十年下来之后，连一些寻常的文字和简单的公式都记不起来，学问和知识荒疏得连自己都无地自容，有的还可以重拾八九，重归原位，有的却连三二也捡不回来，只好坐在那个位于上，吃十几年前自己的那些老本，腆着一张老脸，尸位素餐而已，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1969年秋，宋健奉海军副司令兼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字将军之命返京，从而结束了一年多的“出差”和苦读生活，恢复了工作，任七机部二院生产组副组长，得以为中国的航天事业效力，贡献自己以往之所长和在困境中之所学，不负宋健学以致用的苦苦企盼，遂了一个科学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愿。
姑妄言之，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英明果敢，在危难中，不顾一切地保护了一大批中国的科学家，如果不是因为宋健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国防科学人才，而只是一个薄有文名的作家、或是一位学有所长的教师抑或一般的工程师，恐怕还得再继续熬煎几年，直到盼来那个中国盛大的节日，才会有出头之日吧？
所以，宋健对周恩来总理是深有感情的，他在写到总理逝世时的一段文字也是十分感人的，他这样写道：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泪流满面，惶惶然不知所依，肠一日九回，忽忽于所亡，全家人仁立于八宝山下，敬送总理归去。曾忆及，1971年，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深夜听取反导弹第一次试验汇报。他问及导弹试验状态和我的出身、经历及其它，亲切勉励之言索绕于怀，终生不忘。
197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盛大的节日，也是中国人民盛大的节日，十年内乱终于过去。春风一浩荡，花木又复苏。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经济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的人们，像从漫长的冬季醒来的蛰虫，欢呼着自己的新生。尤其是科技界和知识界，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暖和过自己僵硬的身体，治好冻伤，便又开始蠕蠕地弹动着人类良知的触须，去摸索和寻找强国富民的大道，研究和呼号国家大事了。
这些本性难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忧国忧民，总是以天下之任为己任，不辞辛难，不畏艰险，不计前嫌，不接受任何专横暴政的教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只要尚存一线生机，就绝不肯做事时为自己留什么退路，只要是认定对国家民族有好处的事情，做起来就会热血沸腾，义无反顾，不顾一切。
十年无计划的生育，使中国人口如江河陡然暴涨，从1964年的7。6亿增长到1976年的9。4亿，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5％，这引起了科学界的恐惧。
人们自然而然想起了中国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
马寅初和《新人口论》
雄牛健牯一般梗着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
微的弯曲和退让，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坚持斗争。
如果当年听从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张，中国
的人口何至膨胀如斯？
马寅初老先生在50年代仗义执言，发表了《新人口论》，倡议控制人口的增长，以求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一致。然而如此忧国忧民的真知灼见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只因为毛泽东说过“人多力量大”的话，便使马寅初犯了上，受到有组织的全国大批判，受到急风暴雨式的攻击，遭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马寅初老先生委实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楷模，雄牛健牯一般梗着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微的弯曲和退让，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坚持斗争，甚至还在1959年11月公开发表一则声明云：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严酷的人口事实，使活着的人们倍感头疼并认识到了马寅初老先生“新人口论”的正确和重要，如果当年听从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张，中国的人口何至膨胀如斯？何至于今日中国政府在人口问题上陷入如此大的被动局面之中？以致中国不得不痛下基本国策之决心，对中国广大地区的无计划生育痛下狠手。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将说服、教育、行政命令，甚至强制执行等手段，一古脑儿全部使用和调动起来，这似乎迹近专制和强横，其实却并非如此。
原本是迫不得已，原本是英勇悲壮，原本是在为全世界控制人口做贡献——因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关涉中国自己，也关涉全球生态平衡，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仅为自己，也为顾全世界大局——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可谓全民总动员，经济大投入，下定不怕牺牲的决心，呕心沥血，义无反顾，死而后已，去争取胜利。
如此末路英雄一般慷慨、悲壮、艰苦卓绝的行止，却还招来国外一些人士的无关乎自己痛痒的批评，所谓的什么“不民主”，什么“不人道”等等的求全责备的说法，真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假如他们自己国家的人口到了12亿以上，他们会怎么办呢？也许他们比现在的中国更着急上火，更会不择手段的吧？
原本这是个人类的世界，是非是人类共同约定俗成的，只要目的正确，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比如正义的战争，为了保护自己国家不受侵略，让自己的儿女们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死而后已，绝非什么“不人道”“不民主”这样空洞的词汇可以为之涵盖或包容，又有什么不对呢？
为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在自己的国土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倡过使用强制手段，但有些地方的有些人们，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出于万般无奈，曾经在农村中使用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多少有些极端的手段。
例如笔者曾亲耳听取一位小镇计生委工作者的骇人描述。
小镇有一妇人几年工夫，已经接连产下了五个女儿，超生多多，却一门心思要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儿子。该妇虽然因为过度紧张的生孩子而落了一身的病，头疼、腰疼、腿疼种种病症，面容焦枯，神色憔悴，头发稀疏脱落，牙齿疏松畸形，摇摇欲坠，却死也不肯接受镇上计生委的规劝，乖乖地做绝育手术，反而成天和丈夫东躲西藏，状如游击战士。
更可笑的是该妇人与丈夫不论躲于别人家中，还是废弃的破窑洞中，也不管是隐于田间还是匿于地头，只要丈夫身上还有得一分力气，有得三分奈何，任是青天白日，远近有人，也悍然不顾，立马就脱去衣衫，双双公然宣淫，大伤风化。
有好事者观见，远远讥笑呼吼，骂说：你们这两口子，真是不要脸！
妇人却笑着还骂道：你狗的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有了两个儿子还想要个女子！
妇人一边还骂，一边就抱住丈夫肆意挑逗，旁若无人的仍旧要自己的丈夫奋力骑墙，故意做出种种无耻撩人的姿态，狗爬蛙附，雀咬嘴，虫勾联的样子，不为贪欢，只为再怀一胎，为自己男人生个儿子。
最可悲的是小镇上竟然还有争相效颦者，大挑拇指者，津津乐道，以为这妇人是个难得的大孝之人，只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般的陈腐观念，在这个小镇根深蒂固使然，偏那男人又是一子单传的白丁，故而更是理直气壮，以为得计。
只因这个钉子户，使计划生育工作无法开展，每每动员绝育，妇人们便唁唁言日：你们柿子拣软的捏，你们要是真有本事，先把人家XXX给绝育了，我们这些人不用你们追撵动员，立马就自己去做绝育手术！
小镇的镇长是个血性男子，听计生委主任百般诉苦，被那女人们的公然叫板激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