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不去解决，这就是官僚主义，对于这种情况，要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报道时，一定要注意进行很好的调查研究，事实要准确，并尽可能取得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促进问题的解决。
显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和舆论工作的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在明确表态支持“中华环保世纪行”的同时，也为如何正确地把握新闻导向舆论监督这个尺度，很是动了一番脑筋。
曲格平教授说：以前提议时叫“中华环保纪行”，后来增添一字为“中华环保世纪行”。这是个大行动，任何一个别的什么部门出面都是不好挑头的，只有人大出面才可以把各个部门都统起来。所以组成了由人大环资委、中宣部等16家单位参加的中华环保世纪行组委会。1993年第一届中华环保世纪行开始，这次活动中，通过电视，报道了河南小造纸厂污染河流、毁坏农业生产、使淮河两岸居民无水可饮的严重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国务院马上做出治理的决定，这样一来，可以说，中华环保世纪行一炮打响，第一次就成功了……
这时我插话道：那个河南小造纸厂污染的河流，是不是叫小黑河和小洪河？
我的问话使曲格平教授明显地兴奋起来，一迭声地道：对，对，不错，就是叫个小黑河，他们那个拍新闻的小伙子叫什么来着？叫李、李什么……
我和王厉子不约而同地提醒他说：叫李风。
曲格平教授连连首肯：对，是那个李风！
紧接着，曲格平教授坐直身腰，满脸全是笑容，眉飞色舞的，两只大睁着的老眼奕奕闪着神采，做了个幅度很大很有力的手势，像个小伙子那样充满激情地叫了起来：哎呀，真不得了，那河水跟黑醋一样，看得人心里真不知是啥滋味，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想，这个李风，简直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我也不由地为之兴奋起来，一方面被曲格平教授一反常态的激情所感染，另一方面也觉得这真是一个出乎意外的巨大收获，因为连李风自己也不知道，他当年所拍的三条新闻报道，至今提起，还会被如此德高望重的一位高层领导赞不绝口。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曲格平教授披露给我的，还有比这些更出乎我意料的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这样的内幕消息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曲格平教授一再提到的记者李风，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曲格平教授和斯德哥尔摩
像是找到一面镜子，通过对照分析，猛然看
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城市和江河的
污染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
却远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中国的环境保护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正在惨烈地进行，到处都在停产闹革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神州大地一片混乱，到处都在打砸抢，大搞红色恐怖。
那时我们的中国是很自负的，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而实际上环境污染和破坏正在我国迅速蔓延着，但毫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也以为微不足道，认为阴沟里翻不了无产阶级的艨艟大船。
中国政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派团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大会的，实在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也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
这全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的决定，他看到了环境问题潜在的威胁，让闭目塞听的中国走出国门去，看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曲格个教授参加了代表团筹备组和环发会议的全过程，代表团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为政治斗争而去，浩浩荡荡，杀奔斯德哥尔摩。
到了斯德哥尔摩，面对那些金发碧眼黑皮鬈毛的大大小小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代表团一行人，一方面，处处觉得资本主义新鲜希罕，却不敢表露，另一方面，满脸悉数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警惕性，浑身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铁蒺藜，大事小事都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子度量一番，越想越觉得身处资本主义国家，真个是凶险莫测，简直处处均是陷阱，事事悉是阴谋，人人都不怀好意。
如此这般地完成任务，胜利归来时，总算松了一口气，怀着总算没有出事的欣慰和后怕，在上报的会议总结中，历数的全是在会议上的政治斗争，而对那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和讨论的重点——环境和发展，却只字不提。
尽管如此，那次会议仍然给中国代表团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代表团的成员们和曲格平教授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用曲格平教授的话说，像是找到一面镜子，通过对照分析，猛然看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城市和江河的污染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在一次代表团少数人参加的会议上，曲格平教授的这种认识得到了共鸣，而且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认识和觉醒迅速传播开去，使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人也都了解到了这种情况，并且引起了重视。这样做的结果是为1973年召开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基础。
这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连续发生了几起大的污染事件，大连海湾因陆源污染使六处滩涂养殖场关闭，渤海湾、上海港口、南京港口也有类似的情形。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报告说，我国的许多食品饮料因滥用化学添加剂造成严重危害，官厅水库遭污染，威胁到北京饮水安全。
为此，周恩来总理发出指示进行调查。曲格平教授也参与了调查，并鉴于环境污染事件的不断发生，建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研究防治办法。
这样一来，又为中国第一届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1973年8月5日，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工厂代表、科学界人士的代表共300余人出席了会议。由于会前充分做了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大胆暴露问题，所以大会比较充分地揭露了中国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严重问题。
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海河、辽河等主要江河大面积的水质恶化，鱼产品大幅度下降甚至绝迹，大中城市附近的河流和地下水普遍遭到污染，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海湾污染也很严重；大中城市烟雾弥漫，疾病增加，农作物大面积受害；工业污染、农药污染、森林、草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遭破坏也比较突出。
会议列举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使与会者大为震惊，会议越开越深人，越开越热烈，以至周恩来总理觉得有必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出席的万人大会，把环境保护一举推向社会。
曲格平教授在大会期间负责印发简报，共印发了16期简报，在征得领导同意后又加印了6期简报增刊和6期“环境保护情况反映”，送中央领导传阅，并提议将六期“增刊”和6期“情况”印发中央各部门领导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
国务院领导同意了这一请求，由国家计委向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转发了这12期简报，虽然印有请注意保密字样，但是实际上却把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通报了全国。
曲格平教授对此感慨很多，认为在“文革”期间竟然能召开环境会议，并允许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全靠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
当时“四人帮”正忙于抢班夺权，未出面进行反对和阻挠，他们对环境保护持有的是不屑一顾的态度。
大会结束后各地方也仿照国家的做法，广为宣传，相继召开会议，建立工作机构，开展环境治理，在全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治理环境保护环境的热潮。鲜为人知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便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在“文革”的一片混乱和喧嚣之中就这样艰难地上路了。
曲格平教授认为：第一次全国保护环境的会议，最大的功绩在于宣传和认识了环保的重要性，并开始正式的摆上了中国的工作议程。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至少要推迟十年，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久后，建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小组，下设办公室，曲格平教授是负责人之一。
国环办是个不上编制的临时机构，但在组织和推动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上还是起了不少作用。国环办建立的第一件事，就是督促各地建立工作机构，各地也大都设立了相应的临时性机构。他们对工作抓得都很紧，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武汉等一大批大中城市，进一步做了环境污染状况的调查和评价，对于加深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环境的认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全国城市广泛开展了以消除烟尘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与此同时，国家还主要抓了一些污染严重地区的治理，像官厅水库的污染治理、白洋淀的污染治理，淄博的环境污染治理、沈阳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杭州、苏州和桂林的污染治理等等。其中官厅水库和桂林漓江的污染治理，因为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治理得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并且起到了防微杜渐的效果。
中国的国情，似乎从来就是这样，只要最高决策层下了真正的决心，真正为之重视，真正为之不遗余力，事必躬亲的督办解决，便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
淮河行动的首战告捷，便是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发大会，
183个国家派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或是政府首
脑出席了会议。以李鹏为团长、曲格平为副团长
的中国代表团一行60多人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