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许多领导人根本就不知道环保为何物。仅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佩服周恩来总理的卓越的智慧和超前的意识。
同年8月7日接见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代表时，总理在讲话中再次忧心忡忡地强调说：废液是个大问题，要搞回收，综合利用。不然，让废液流掉可惜。废气能玷污呼吸，废液能把鱼害死。发展大工业小工业，都要注意，变有害为有利。否则，很容易把水污染了。
总理觉得强调得还不够，就列举了别国的一些事例说，废水污染很严重，美国和加拿大搭界处的几个湖，完全成了死湖，鱼都死了。日本炼油，还有别的东西——它是资本主义的第二工业国了，污染也很厉害，原子弹的玷污是暂时的，工业上的污染则是天天有。
周恩来总理环视周遭人等，生怕这些年轻人文化水平低听不懂自己的话，恨不能手把着手教他们，于是连命令带规劝道：综合利用就是变害为利。没有不可利用的东西。但是资本家怕投资多，利润少。我们社会主义就是要讲综合利用，废物利用。轻工业不能危害人民，要造福于人民。如果你们污染了空气，惟你们是问。你们年轻人要学习，要抓这项工作。现在给你们加一条，要搞综合利用；不仅要搞轻工业。还要搞冶金、化工。要把你们逼上梁山。
19对年，周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参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在路上总理看到胜利化工厂烟囱里冒着黄烟，周恩来见了皱起浓眉，当即就说：你们要树雄心立壮志，一定要消灭掉！
到了北京石化总厂时，又说：我刚才看见的黄烟有毒，要想办法消灭掉！
在听到厂领导说要想办法烧掉某些有害的物质时，总理指示说：烧掉是下策，放空跑掉是下下策，应当把它综合利用起来！
当参观污水处理厂灌溉水稻时，总理再次指示说：你们一定要消灭黄烟，污水处理一定要达到人能喝。只给你们提这两条。
送走外宾后，总理指示说：综合利用是大问题，要立志超过世界水平！
1972年1月31日，周恩来又说：我们再不搞综合利用，后一代就要骂死我们，骂我们蠢才。
1972年，文革期间，周恩来力排众议，不受任何干扰和影响，力主沉浮的派团参加了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
周恩来总理说：要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
他又针对当时的左倾认识说：还是实事求是嘛，我们也有环境问题，不好回避。西方环境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差，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么好，污染到处都是，一些地区很严重。北京就有污水，冒黑烟，不能只把公害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症。
从1970年到1972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几起严重的污染事件。
于是中国第一届环保会议在1973年召开，由周恩来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党、政、军、民、学的万人大会上，把环境保护推向了社会。
同时，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计委代管。
中国的环保事业就这样艰难地、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像婴儿学步一样，蹒跚上路了。从那时算起，迄今已有30年了。
时代呼唤崇高
内心的焦虑已经烧烤得人们体无完肤，想要
不顾一切狂奔的念头使人们更多地想起了周恩
来，对操守、德行、人格回归的呼唤，已如春雨，润
物细无声了。我们试图学习他的伟大和平凡，唤
归他的神圣和崇高。
如今，人们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污染和环境污染，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持续性不断恶化，对周恩来高尚人格的向往和怀念便被统统激活，对已经觉得陌生的操守、德行和人格的话题便重新被捡起，呼唤崇高回归的声音像骨头梗在喉咙里，太多世俗的思考和对自身行为的思前虑后，使人们暂时还吐不出这块骨头。
面对曾经的周恩来总理的言行和德行，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中国领导人和一些地方首脑，不得不为自己过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的肤浅和矫枉过正感到羞愧，不得不被前总理的良好德行和高尚操守以及他非凡的人格力量和国际主义精神所深深撼动。使思想卑微行为有失检点的我们，菟丝草一样又在怯生生地试图走近他，缠绕他，仰望他，久久徘徊在他的周围，逗留不去。
但内心的焦虑已经烧烤得人们体无完肤，想要不顾一切狂奔的念头使人们更多地想起了周恩来，对操守、德行、人格回归的呼唤，已如春雨，润物细无声了。
我们试图学习他的伟大和平凡，唤归他的神圣和崇高。
周恩来早在70年代初，就提醒和告诫我们一些领导人和所有的人说：我们可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对我们来说公害是个新课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
不妨设想，假若我们的总理还活着，他会怎么说？怎么做呢？
然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不能改变斯人已逝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惟一真实的是周总理生前的社会实践和他身体力行的榜样的力量，已经在毛泽东倒立起的那座金字塔的塔尖上，添上了一段操行和德行皆备的人格的塔身。
这段塔身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对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的负责精神与持之以恒一往深情的关爱与呵护。
这是一段造福恒久功德无量的金字塔的不朽的塔身。
它将与中国和人类的未来同在。
最容易上瘾的毒品是金钱
当年总理想要逼那些“年轻人”上梁山，那些
年轻人当年确实也被总理逼上了梁山，可他们上
去就不肯下来，发现“梁山”上十分的美妙，为了
长期能待在梁山上，他们沦为一伙打家劫舍为富
不仁污染地方为害百姓的人。
我还记得在那个年代里，市、县、乡、镇，几乎都设有废品收购站，上到废铜烂铁牙膏皮，下到干骨头、碎玻璃、烂塑料什么无所不收。
一只牙膏皮可以卖二分钱，一斤废塑料一毛二分钱，一斤五分钱，废金属自然被送进工厂冶炼，其它的废料则变成了再生塑料，再生布，再生纸什么的。
那时，街上根本见不到什么废酒瓶烂报纸塑料袋，任何一可能卖钱的废物都被人们很自然地送进了废品收购站。
那些林林总总的废品收购站体现的就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的思想，也体现着中国人勤俭节约持家的好传统和好习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废品收购站从城市悄然消失，代之的是一个一个垃圾点，和一些在垃圾堆上挑挑捡捡的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废物可以卖小钱，什么废物可以卖大钱，所以他们捡废物都是挑挑捡捡的，捡值钱的废物，不值钱的就不捡，不是为了变废为宝，而是为了挣钱。
至于拿废物到什么地方去换钱，绝大部分的城市人是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的，似乎在市面上也追寻不到，城市人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和乱丢废物的习惯，再也没有了破烂换钱变废为宝的意识，人们把许多可以再生的东西都毫不痛惜地随便丢弃掉，这一方面过量的消耗了物质，一方面又严重的污染了环境。
周恩来总理如果泉下有知，知道了现在人们的所做所为，知道了现在的天空和江、河、湖、海被污染成了什么样子，知道那些已经长大的“年轻人”成天都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一定会愤怒难过得什么似的。
当年总理想要逼那些“年轻人”上梁山，那些年轻人当年确实也被总理逼上了梁山，可他们上去就不肯下来，发现“梁山”上十分的美妙，为了长期能待在梁山上，他们沦为一伙打家劫舍为富不仁污染地方为害百姓的人。总理如果活着，就一定会“惟你们是问”，把他们从“梁山”上揪下来，丢进臭浆废水里。
老的“年轻人”目前已经权高位尊，待在梁山不肯下来，新的年轻人觉得冲上梁山做好汉大难，就穿太空服跳霹雳舞，冲着老一辈的好汉们大扭屁股。
从老一辈嘴里道听途说来的周恩来，使这些年轻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在一点也不饿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吃掉了红卫兵扔掉的半个馒头，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位上，竟然还穿着打补丁的内衣，操劳主持了几十年的中国家政，却没有为自己多拿哪怕一瓶醋钱！
面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那些腐化社会，毒害环境的人，那些为发财而置操守、德行、人格于不顾的人，那些拒绝崇高的渗透，无视良知的呼唤，还在我行我素其奈我何图财害命挣昧心钱的人们，有何颜面继续苟活于这个已经被人为的双重侵害折磨得体无完肤，远不如从前那么光风霁日山青水秀的大千世界上呢？！
有人一边拿着国家的钱、集体的钱，慷慨地腐化着自己、堕落着自己，毒化着社会的风气，一边撒着两片不屑的油嘴说：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辈子连瓶醋钱也没有捞着，瞧他高尚的，都高尚得有些假了！
有人为了杀上梁山当好汉，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挣下买路钱，一边昧着良心污染着环境，一边心虚的安慰自己说：是他自己要被仁义道德招安的，他那种高尚不要也罢，连个儿孙也没有留下！
如果以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污染问题，就教于富有良好操守和高尚德行乃至伟大人格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周恩来总理，他一定会这样认为——当今社会有两大污染问题，一个是贪污腐败的社会污染，一个是生态环境的污染，这是两个同等重要的有着内在联系的息息相关的问题，指望着单纯解决某一个问题，而有意忽略另一个问题的做法，都不能从根本上遏止它们的势头，只有双管齐下才是惟一正确的方法，舍此恐无它法。中国能否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目前面临着关键一战。
西方有句格言：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