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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南的防线是依托地是坚固地城堡、特殊地形以及海上优势，与辽南的相对平静不同，东江战区地形势一直比较紧张。
虽然河面开化以后，水营的舰队可以封锁鸭绿江地江面，但最多也只能控制义州附近江面，而在鸭绿江的上游，朔州一带，水营就很难控制，而且那里江面更窄，不便船舰展开，反而容易遭到岸上地攻击。*
东江之战以后，建奴不但在凤凰城驻扎了重兵，而且一直在宽甸、建州卫那边动员兵力，随时可能从朔州以北的地方进入朝鲜。
东江战区对于建奴可能从北方发起的进攻并非十分在意，一则朝鲜北部群山连绵，人烟稀少，建奴攻取那个地区，并没有任何好处，至于战略价值当然有，但得不偿失。
此外这里毕竟是朝鲜，东江战区对于非核心地域完全可以不顾及一城一地的得失，建奴要从北方进入义州、安州一线，东江战区可以有充足的警戒时间与空间。
对于东江战区来说，最值得关注的依然是义州、朔州一线，特别是朔州，防守相对薄弱，建奴很可能从宽甸越江而入。
东江战区参谋本部计划以一个营前出朔州，警戒宽甸方向，镇江营营官毛文龙自请戍守，虽然骆养性更属意刘文炳，不过灭虏营的骑兵留在义州还有更多用处，加上不能让毛文龙觉得受到复辽系的排挤，最后就决定由毛文龙与镇江营驻守朔州一带，首要任务是警戒，然后择地戍守，并尽量避免与建奴硬碰硬，而要依托河湖、山岭，打运动战。/*/
以步兵与骑兵打运动战，这在传统中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不利于骑兵行动的河湖、山地中，步兵反而更有优势，但作战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东江战区在朔州、义州，直到江口大营，一字排开五个营，主力集中在义州附近，江面上有水营的舰队巡视，首先立足于拒敌，其次再伺机出击，这种战策始终是明军的主流思维，但执行力度与军队素质，决定了效果的不同。
东江战区常备兵力包括五个营，复辽军最精锐的灭虏、破虏、选锋三营全部部署在东江，此外还有较早组建的东江营，只有镇江营组建最晚，但其骨干也都是经历过战事的老兵，东江之战以后，东江军无疑已经成为复辽军中的精锐。
辽南总兵官王国兴在东江之战后，即重新返回辽南，从朝廷授予的职官来说，王国兴与骆养性一为辽南总兵、平辽前将军，一为东江总兵、平辽右将军，属于平级。
朝廷此举，等若是分了王国兴的兵权，这也符合朝廷的治兵用将策略，不过在朝廷看来，东江镇属于新建，并没有从辽南镇分兵充实东江的策略，也就谈不上分权。
但在复辽军系统内部，充实东江是既定策略，又势必造成辽南直接控制的兵力减少，特别是战力悬殊，军队的统属关系必须重新进行调整。
在整个辽南，军政体系与明朝在地方的体系已经完全不同，这完全是因为辽南作为新开辟出来的战区，位于敌后，情况特殊，这才给了李彦打破常规，构建一套全新体系的可能。
作为一方巡抚，不管是在朝廷的体系，还是辽南的体系中，李彦毫无疑问都是地位最高的决策者。
但是辽南有一个特殊的军政联席议事会，重大决策通常都会经由这个议事会讨论决定，议事会也被简称联席会议、议事会，或者直接叫做议会。
议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下属两大执行机构，一是军议院，一是政议院，李彦在两院都是院长，军议院下设情报部、参谋部、总兵署，以及比较特殊的存在兵战俱乐部。
总兵署本来主管军队的训练以及作战，王国兴是唯一的总兵，为了理顺辽南、东江之间的关系，联席会议决定改总兵署为督军府，李彦为总督，王国兴为副总督，这样一来，在复辽军的体系中，王国兴的地位还是要高于骆养性。
督军府统领各军，下辖东江、辽南两镇，东江镇以骆养性为总兵，辽南镇总兵朝廷任命的是王国兴，副总兵郭振明，而在东江体系中，郭振明就实际负责辽南镇军务，同时兼复州营参将营官，王国兴依然统领两镇军务。
为了将两镇纳入统一的体系，议会决定启用“辽海地区”这一名称，并以辽海军政联席议事会统一管理。
东江之战后，辽海地区迅速恢复生产秩序，同时东江与辽南两镇面临的压力也明显增大，虽然面对的局势更加危险与紧迫，但也说明复辽军出兵辽东的战略目的顺利达成，成功牵制了建奴主力，甚至成为建奴的主攻方向。
然而，辽海战区的存在，始终要依托辽西主战场，然而有关辽西战守之策，在孙承宗回转京城以后，依然迟迟难以确定。
第三卷 巧木匠
第一八八回 辽西战守
虽然孙承宗得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的信赖，但是辽东、辽西的接连大败，使得朝中大臣对守御辽西的信心严重不足。
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就认为辽西不可守，反而劳师动众，靡费钱粮，而应驻重兵于山海关，只要阻止建奴入关便是。
孙承宗必须要说服皇帝及大臣们相信，辽西不仅需要守，而且能够守好，要不然就很难得到支持。
孙承宗拿出的依据便是辽南、东江之战中，复辽军的杰出表现：“奴酋领四万大军南下，皆是进犯广宁之大军，其时辽南只有一个组建年余的复州营，一个自登州泛海而来的登州营，加上临时募集的两个营头，总计不过四个营，一万余人，然则辽南军凭坚城，用火器，连锉建奴大军，使其不得不退去，辽南能够做到，辽西为何便不能守？”
“孙大人，所谓辽南大捷，并无首级可证，焉知不是夸大其词？”因为陶朗先一案，李彦在朝中有着不少的反对者，何况魏忠贤也如历史中那样，渐渐权重，与内阁沈榷等人，内外呼应，虽然不曾弄权，但在对待李彦的态度上，却有着共同的立场，也使得辽南在朝中的形势并不乐观。//
“李大人乃辽南巡抚，岂能无端质疑？何况此事有登莱总兵沈将军，登莱巡抚袁大人为证，当属真实无疑，”孙承宗怫然不悦：“本官也曾阅视辽南军阵，其进退有据，实乃强军；铁工、金州二城，巍峨雄壮。各设三层敌楼，确属坚城，难以攻破。”
“下官并非怀疑大人所说，只是建奴大军先广宁而后辽南。想来是长途跋涉，军士疲惫，方才顿兵坚城之下，辽南虽守得铁工、金州二城。却丢了复州城；在东江，险山堡、汤站堡，甚至镇江堡，也都是先得而后失。复辽军虽趁着建奴大军西向之时，主动出击，颇有建树。然则待到建奴大军回转，却终究未能得胜，反而失去了收复的城堡，这不是正好说明，孤军戍守关外，一旦建奴全军而来，还是难以坚守么？”兵部的这位侍郎倒是不惧孙承宗这位皇帝面前的红人，梗着脖子据理力争。
“何况，辽南与辽西地形物性皆不相同。/辽南可守一城。辽西却需守一片，又如何能比？”
孙承宗无奈地可能连两地地地图都不曾看过，却在那里妄谈战守。事实上南北长达数百里的辽西走廊，东面滨海。西面是山脉，东西最窄处不过十几里地，与金州半岛一样，完全可以在宁远、中左所，甚至锦州这些地方，立一坚城，屯粮屯兵，依城坚守，只要城池不丢，建奴又如何放心在后路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深入辽西走廊，威胁山海关？这才是积极的守御之策。
何况，正如李彦所说，即便短时间里不考虑从辽西地方向收复辽土，起码也要对建奴以及西面的蒙古保持军事上的压力，总不能白白丢掉几百里的辽西走廊这一重要地战略缓冲。
要知道，一旦放弃辽西走廊，退守山海关，这已经是大明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建奴攻破关城，就可以直接杀到北直隶，威胁北京城，或者是沿运河南下，攻入大明腹地。
历史上大明守辽西，山海关从未受到实质性的威胁，到了后来，建奴还是绕道蒙古，从蓟镇、大同等方向破关而入，这固然也是个悲剧，却也从侧面证明了辽西走廊的防守更严密一点。
也有人认为守辽西前出太深，既危险，又靡费钱粮，但辽东局势早就危如累卵，宁远危险，总比山海关危险更好，至于靡费钱粮，王在晋要修重关，开口就是一百万两，相当于正常年份田赋的五分之一，有这些银子，也足够在宁远等地重建一座雄城。
辽饷逐年追加，从三百万，到五百万，再到八百万，在李彦看来，既然同样是用银子，就应该用在刀刃上，在关外设一雄城，练两万精兵，足以保证辽西无忧，山海关无忧。
在孙承宗的据理力争之下，天启终究是选择了支持他守御辽西的战策，孙承宗也自请督师，于八月获得任命，以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辽东，经略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军务，其中自然也包括辽南与东江。
孙承宗也保荐鹿继善、阎鸣泰、马世龙等官将，以鹿继善为赞画，阎鸣泰为辽东巡抚，马世龙为山海总兵，并奏调辽南总兵官王国兴为辽东总兵官。
相对于新设地辽南总兵来说，辽东总兵的责权要大得多，通常会加都督府都督衔，此事孙承宗也和李彦、王国兴商议过，辽海战区的战略重心东移，骆养性掌握了大部分复辽军的主力，作为辽南总兵，王国兴手上的兵权是减少了，何况从朝廷的角度来说，此次辽南，特别是东江大捷，王国兴居功至伟，但是在辽南他已经没有了升迁的道路，虽然也能加都督衔，但职衔总不能高出李彦太多，而李彦的年龄与资历，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坐得太高，如今巡抚一方已经非常骇人。
当然，孙承宗奏调王国兴，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军事上地需要，复辽军战功赫赫，王国兴作为军事主官，自然居功至伟，用王国兴为辽东总兵，既能在职衔上作出一定地提升，也可以为重组辽西军，守御辽西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李彦对王国兴出任辽东总兵也持积极地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