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诡寄行为,新规定对白契签于红契之后的,官府予以承认,官宦之家必须把土地退还给百姓。
万一白契签在红契之前的,对不起,田地是人家的了,官府不予以承认,你只能自认倒霉,官府对你偷税这么多年也不追究了,你家没土地,今后也不用交税了,就这样吧!
当然,政府正鼓励垦荒,新开荒的田地五年不收税,这也不失一条出路,你可以去试试。
朝廷这么分别处置,是通盘考虑过的,涉及诡寄的田地,通常都是白契签于红契之后,也就是说,大部百姓的田地是能要回来的。
可若是都以白契为准,那岂不是说官府盖章的红契全没效力了?那么官府的公信力何在?出于这种顾虑,朝廷只能按契约签订先后顺序,来划定到底是红契有效,还是白契有效。
可偏偏尚家这里,大部分诡寄的田地都是白契签于红契之前,原因是尚家信誉非常不好,之前有百姓先签红契,尚家竟不再和百姓续签白契,直接把签了红契的田地给霸占去了,因此百姓对尚家极不信任,大都选择先签好白契,再到官府去签红契。
这种行为极为罕见,偏偏在陈留就发生了。
尚家占着理,拒不返还百姓的田地,百姓告到县衙,知县钱隆是个认死理的人,直接按规定把田地判给了尚家,若是涉及的只是一、二十户的百姓,也没人敢闹起来,可一万多亩地,涉及的百姓足有上千户。
这下人多壮胆,百姓们不干了,多次找到尚家交涉无效之后,人们情绪越来越激动,已经引发数次小规模的斗殴事件,伤了十几个人。
这种因清丈土地引发的斗殴事件,如今各县也时有发生,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大概因此并未引起知县钱隆的足够重视。
但韩碧儿听了立即意识到事态非常严重,其它州县斗殴,涉及的人群没这么大,容易解决,而陈留这里涉及上千户百姓,那就至少有几千人,真乱起来,那还得了,真不知道这位钱知县是干什么吃的?
不好!这位知县再蠢,也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此事因尚家拒还田地而起,想到尚家和隆祐宫的关系,韩碧儿很快明白,事情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
这是一场阴谋!冷静!冷静!看着聚集的百姓越来越多,韩碧儿着急万分,脑子飞快地转着。
“郭二郎,你立即快马回京,把情况向大官人并报,记得点明尚家与隆祐宫的关系,此事十万火急!要快!”
第二卷 第133章 没有最卑鄙;只有更卑鄙
杨逸与章惇在池边的亭子里,正谈到同文馆之事,又见章瑶带着张商英和何世宽进来,两人是同文馆的主审官,此次未能查出确凿的证据,脸上神色都不大好,几人从新见礼一翻,刚刚落座,张商英就连灌了自己三杯,仿佛喝闷酒一般。
章惇扫了张商英一眼,皱眉问道:“天觉何至于此?有话不妨直说。”
张商英停下杯子,冷冷地笑道:“章相公可知我今日遇到了谁?真巧啊!来这的路上,我偶遇了曾布的幕僚石曼舒,正从王诜的府上出来,据闻他喜欢上了王诜的书画。”
又是驸马都尉王诜,杨逸心中不由得一动,曾布的幕僚喜欢王诜的书画,这看似平常之事,难保没有什么阴私勾当,据他所知原来的历史上,正是曾布第一个附和了向太后,才使得赵佶得以登上皇位的。
杨逸坚信,这世间看似偶然的事件,都有着必然的因素在起作用。
何世宽接口说道:“天觉兄只怕过于敏感了吧,王诜在书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而据我所知,石曼舒也确是个喜受书画之人,王诜只是一个闲散的驸马都尉,且已被夺爵,石曼舒与之来往,何必大惊小怪?”
确实,何世宽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一个是幕僚,一个是无权无职的前驸马都尉,两者因共同的爱好有些来往,这再平常不过;想当初,章惇不但和苏轼交好,还给刘挚的儿子当过‘家庭教师’呢。
章惇沉吟不语,现在可以说正是决定新旧两党生死存亡的时刻,站在他的位置上,必须要有洞悉一切的眼光,把握全局的能力,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隐患。
石曼舒与王诜往来,虽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必须小心防范,曾布现在是枢密使,说是军方第一人也不为过,一旦这样的人物背离新党,依附着他的党羽必然望风景从,对现在的新党来说,将是致命的。
只昌现在曾布在朝中几乎已经可以和章惇分庭抗礼了,没有确切证据,根本动不了他,否则新党就是自乱阵脚,不用旧党反攻,新党自己恐怕就分崩离析、自己咬成一团了。
真个是屋漏偏逢连日雨啊!
杨逸沉声说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章相公,王诜一(“文!)向与遂宁王(“人!)交好,而遂(“书!)宁王最得向(“屋!)太后欢心,现在首要之事,必须立即查清遂宁王与隆祐宫之间有何异动,否则咱们可能陷入死地而不自知。”
章惇横扫一眼在座诸人,见张商英他们没什么异议,立即便唤来自己的幕僚余滔,将此事吩咐下去。
要查隆祐宫和遂宁王,自然是让焦守、刘瑗他们去办,作为入内内侍省都知,皇城司便在他们控制之下。
经此一事,各人心情更加沉重,杨逸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了,有关同文馆的后续安排,他都一一问了个通透。
章惇等人的安排大致如此:先让焦守、刘瑗,外加刘贵妃给赵煦吹风,激起赵煦对高滔滔和向太后的新仇旧恨。
时机一到,再将张士良的供词呈上去,张士良的供词虽然没有明确表明高滔滔当初有废掉赵煦之意,但却点明了陈衍曾勾结司马光、刘挚等人,欲行废立之事,陈衍是高滔滔的贴身太监,这就达到了影射高滔滔有意废掉赵煦的效果。
这么干虽然有失光明磊落,但旧党就很光明磊落吗?
王安石执政之时,从未搞过政治迫害。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高官厚禄的供着。
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神仙般的生活,让他们可以豪情万丈的指点江山,引领旧党与新党作对,可以说新政之所在很多地方变形走样,倍受诟病,少不了旧党的一份功劳。
而司马光一上台,就对新党大搞政治迫害,新党被打击得一个不剩,是他们开启了贬谪岭南这扇政治魔门,是他们弄出了元丰榜。
特别是元丰榜,只因政见不同,他们就将新党全贴上奸佞的标签,张榜公布天下,开启了正真的党争之门,这种卑劣的手段,就算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李定因为私怨,迫害苏轼的乌台诗狱被无限的放大,即便千年后,几乎仍是人尽皆知;而旧党搞的车盖亭诗案,除了首相蔡确遭殃外,几乎所有新党成员都被牵连进去。
李定针对的只是苏轼一个人,还是因为苏轼在李定不为母守孝一事上,一再讽刺李定而引发的,整件事带着很浓的私仇色彩,谈不上群体性的政治迫害。
而旧党搞的车盖亭诗案,是按着元丰榜名单一个个的贬,新党成员几乎无一幸免,如此浩大的政治迫害,却被刻意的淡化了。
相对乌台诗狱,知道车盖亭诗案和元丰榜的人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
旧党斗完了新党,还不过瘾,他们自己又分为几派继续斗,互相拆台,捉对踢打,真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这群人把朝野搞得乌烟瘴气,而竟然成了后世历史公认的君子,请问他们君子在哪里?
废除新法之后,元祐九年间,内斗、党争就几乎成了这些君子的全部工作,正如李清臣出的那道恩科试题描述的一样:
自元祐科举考试恢复以诗词歌赋为主,选出的进士多是夸夸其谈,没有什么实际能力。
废除青苗法,常平仓等惠民机构却没有完善,使百姓更加困苦。
廷议役法好坏,九年没结果,弄得役法一团糟。
黄河改道了,是向东导回还是顺它北去,九年来争论不休,搞得年年水灾泛滥。
割让土地去讨好西夏,结果适得其反,西夏气焰更嚣张,九年间起兵攻宋多达四十三次。
放弃税收利润,说是给百姓好处,工商业反而停滞衰退。
李清臣的这道恩科试题,是用铁一般的事实,给元祐九年间这群君子的工作做了一次总结。
除此之外,元丰改制时,朝廷已经裁去一部分官员,结果旧党一上台,为了控制朝局,他们又将这些裁去的官员大量招回,新党是斗垮了,结果放眼望去,满朝充斥着旧党官员,人挤人,比赶庙会还热闹。
光给这些人发俸禄,就让朝廷喘不过气来,旧党本身又不善理财,怎么办?只有再次裁员了。
但招回容易裁掉难,吕大防才透出裁员的意思,次相刘挚立即与之翻脸成仇,大批的旧党官员拉帮结派,一同告到御使台,谁敢动我的奶酪,直接找你拼命,来吧!
弄得高滔滔和吕大防都瑟瑟发抖,这可怎么办?裁,这么多人找你拼命;不裁,国库连老鼠都偷得光顾了。
最后天才苏辙给出了个主意:先不要硬性裁员了,同时紧急刹车,别再往各部门塞人,等现有的官员慢慢老了,干不动了,致仕了,也就等于裁员成功了!
这下皆大喜欢了!人人说是苏辙简直是救世的天才。
这他娘的算什么事?
这年头可没有六十岁退休之说,等这些人老死要等到什么猴年马月?二十年?三十年?
到时北宋都灭亡了!还要你裁个鸟人!
政治、军事、科举、役法、吏治、财政、河防、外交他们都弄得一团糟,就是这样一群只知内斗的人,为什么却能成为后世公认的君子呢?
很简单,历史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写的,从他们把高滔滔捧成‘女中尧舜’就知道,这些人写出来的史书带有多浓的主观性!
杨逸认为,跟这些对外婉转承欢,对内狠厉无比的君子,没必要讲太多光明磊落!
更千万别忘了,政治从来都是肮脏的!
干了!
卑鄙也好,无耻也好,含沙射影也罢,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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