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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都去了些什么地方？”
“交趾、占城、真腊、麻逸、渤泥、三佛齐都去了，带去的主要是瓷器和丝绢等物，带回的有金银、胡椒、珊瑚、犀角、玳瑁、象牙、龙涎香、沉香等等，无论是带去的物品，还是带回的物品，价钱通常都相差至少十倍以上……
李南通侃侃而谈，杨逸倒是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至少知道玳瑁是一种海龟壳了，南洋产地的胡椒一钱银子能买十斤，回到大宋要卖二两半银子一斤。其间的利润以百倍计。
龙涎香、象牙这些更不用说，龙涎香是皇室和大富大贵之家才用得起的香料。
象牙用来制作官员上朝用的笏板，除此之外还可以制作印章、雕刻精美的摆件、坠件、香薰炉、球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这些东西在大宋都是倍受青睐追捧的，而大宋的瓷器丝绸、绢布、漆器、首饰等等，销到这些地方同样是十倍、几十倍的价钱。
可以说，只要顺利，一个来回赚半船金银绝对不算夸张。
杨逸和李南通聊了许多，不知不觉中一壶酒喝完，又加了一壶，杨逸从中意识到一个问题，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是珍珠玛瑙、象牙龙涎香这些奢侈品。
这对大宋而言，到底有没有利？
市场有需要，禁止奢侈品流入是不可能的，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行。
对这个问题，杨逸了解的不是很多，但在后世，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这几乎是各国通行的税法。
而大宋现在没有这项税法，因此引起了杨逸的思索，他手指又开始轻敲着桌面，仔细思量着。
奢侈品不是普通的商品，普通百姓是消费不起的，只有那些高收入人群才能消费，对奢侈品征消费税，也就是对富人征税；这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朝廷因此增加的收入，再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对低收入群体减税补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公平，尽可能防止两极分化。
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增税后奢侈品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
一件美丽的东西若价格不昂贵，便被会视为不美丽。这种心态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
而高收入者购买得越多，朝廷的收入越大，也就有更多的能力来补助低收入群体，比如，对那些贫困户的孩子免费入学，或是给他们减税，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而且日前大宋的商业税收入太低，这也一直是杨逸思索的问题，他在户部查过一些档案，太宗至道年间，商税400万缗，岁入2224万贯，商税占18％。
真宗景德年间，商税450万缗，岁入4721万匹贯，商税占约9。6％真宗天禧末，商税804万缗，岁入15085万贯，商税占5。3％。
仁宗庆历初年，商税1975万贯岁入15359万匹贯石两商税占约12。8％，仁宗皇佑年间，商税786万缗。岁入12525万贯，商税占6。2％。
也就是说，大宋的商税从未超过财政总收入的20％。这对商贸如此发达的大宋来说，杨逸认为这种税收比例是非常不合理的。
商人非常有钱，但承担的税赋不重，农耕的百姓生活困难，大部分赋税却要由他们来承担。
以前杨逸就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担心增加商税会让大宋的工商业凝滞，因此一直没提出，而现在针对奢侈品征税，这应该是一项可行的办法。
李南通告退之后，杨逸一个人回到书房，写写划划，把自己脑海中比较模糊零乱的想法加以归类整理，逐步拟出章程……
第四卷 第362章 影响大宋经济的因素
原来杨逸提出统一税赋，计亩征收。这是针对农业税的改革，并未涉及商业税。而杨逸对大宋的商业税也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
为了拟出切实可行的章程，杨逸不厌其烦，找来有关大宋商税的资料，仔细加以研究。
总体而言，大宋的商税非常全面，系统而详细，官府在各州、府、县、镇、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设置了场务、税务、税场等征税机构，派有专门的税监对市场销售的商品或道路过往的商品进行征税。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店宅、马、牛、驴、骡、囊驼等，及商人贩茶盐皆加以征税。
其他诸如蔬菜、柴薪、粮食、鱼鸭等百姓日常细碎交换的商品也经常成为征收的对象。
而大宋的商税征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住税按商品总价值的3％征收商税；过税按商品总价值的2％征收商税。
有极少部分商品以实物征税，这类商品大多是当地征税机关日常需要的物品。这类商品按贯例征税10％。
总体而言，大宋的税率不算高，农业税在统一税赋后，按二十税一（两千斤粮食交税一百斤），由于免去了其他杂税，百姓还乐意接受。而现在商业大部分还是三十三税一。
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祐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995…997年），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1004…1007年），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1021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1041…1044年），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
皇祐三年至六年（1058…1061年），商税岁入700万贯左右。
治平中（1064…1068年），846万贯左右。
熙宁十年（1077年）771万贯。
列完这些数据，杨逸再把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一写在素笺上，进行仔细分析削减。
首先是政治，总体而言在神宗以前，大宋的政治一直比较平稳，只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实施变法，政治上才有大的变动；但从手上的数据来看，王安石变法多年后，到熙宁十年，商税收入仍徘徊在七到八百万贯之间，并没有多大变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因素应该不是影响大宋经济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方，大宋从建国开始，一直就鼓励工商，这一项政策从未变动过，在经济调控方面，朝廷也很少对商品经济进行管制和干预；杨逸能查到的资料中，对经济干预比较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两条；
若是实行下去，这两条法令会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范仲淹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很快就被废除了。
另一次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钱、募役法等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对经济进行了干预，但从熙宁十年的商税收入来看，这些政策总体上对大宋的经济影响也不是很大。
再看自然灾害，大宋的自然灾害不少，特别象黄河决堤这种大灾，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仔细分析后杨逸发现，大宋建国以来，共有两个自然灾害频发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初（960年），到真宗后期（1020年），这一段时期几乎每三到五年，便有一次大范围的灾荒，而水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自然灾害。
第二个时期，是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年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许多地区农业连年歉收，造成大面积饥荒。
但他手上的数据表明，在第一个灾害频发时期，大宋的经济是稳步增长的。
而从仁宗庆历中到神宗初期（1044…1068）这二十多年间，大宋自然灾害比较少，然而经济在这个时期增速却不大。
到熙丰年间，也就是王安石改革时期，灾荒频发，连年旱灾、蝗灾，但这一时期经济也处于一个平缓期，平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些数据表明，自然灾害虽然对大宋经济发展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
最后杨逸的目光落到军事上。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从真宗天禧年间至仁宗庆历年间，是大宋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一个时期，到庆历年初达到顶峰，商税岁入是原来的两到三倍。
而这一时间，也正是大宋的军队人数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原来的四五十万人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人。
庆历年初，由于李元昊起兵反宋，宋夏之间有长达数年的战争。
军队本身以及战争都会使得朝廷的支出大大增加，而朝廷支出的这部分银钱，主要是向民间购买各种军需物资，这就形成了一种市场需求，对推动物资商品化、和活跃市场交易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而大宋目前农业人口占据主体，广大农民的生活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有少部分生活必须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因军队的增加，战争的出现，大量支出银钱，就构成了市场消费的主体，其对大宋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