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顶，牛和轭就卸下来牵到前方的路旁。只见明姐不慌不忙地走近车头，手握车把轻推紧护，“小楼”缓缓前移。不一会儿，“惯性”发作，“小楼”这个庞然大物通过两丈长、向下斜的车梁，驱动膝盖高、柱头粗的车头，由慢到快飞身下堤坡，此时若车把手稍有疏忽，将至人仰“楼”翻，栽入几丈高的堤下。明姐把住车头勿让其越轨或“打撅”，控制住车速勿令其“飞车”或旁倾，人随车势跑，车随人技行，眨眼间，“小楼”滑至二十米开外的路正中，而明姐则渐渐收拢脚步，呼吸平稳，仅有香汗微渗。
明姐以她杰出的工作业绩和俏丽的容貌成了羊洲的名人，也成了众多自认为门当户对男青年追求的目标。明姐力排众议，最后与本大队一位在宜昌当工人的转业军人结为百年同好。明姐也因此选择而付出了代价：那夫君家庭是老上中农出身，成了“老上中农媳妇”的明姐失去了被提拔到公社当国家干部的资格。可明姐不后悔，她一边继续当大队干部，一边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赡养老人，伺候责任田，自甘品尝羊角洲普通农妇的苦乐。
如今的明姐过着怎样的生活？我说出来读者们可能难以置信：她和已提前退休的夫君仍生活在羊洲，住着两间偏厦，靠老伴四五百元的退休金维持吃喝穿用和人情“苛拜”。一对“千金”都在城里做小生意，“瓜分”了父母一生积攒下来的唯一财富：县城里的一栋三层小旧楼。这么强旺的女人，竟落入如此潦倒的境地，我唯有感叹唏噓。
可是，听说我对她的晚景持此态度后，她托我妈带口信来：这样的日子蛮好呀，喂一头猪，常年有肉吃；种点菜，餐餐吃绿色新鲜蔬菜；老伴的退休金不多，但洲子上开销也不大，天天有活票子用；住在羊洲上，周围全是知根知底的“隔壁邻士”，大家伙相处挺愉快的啊！得明姐的口信后，我相信她是真话，这回轮到我费脑筋了。
泰 哥
泰哥瘦高个，尖头尖腮三角脸，整个人像根杨柳干。
他与明姐一样，也是我们生产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不过多演言行落后的老爷爷、老婆婆一类形象。我没听他唱过歌，也没见他跳过舞，连那个年代常见的“忠字舞”都没跳过。不过，不要以为他常演丑角就没有魅力哪，他可有本事，人家是个情种呢。曾听大男生们偷偷讲过，泰哥与某某、某某有着“那种关系”，而那两位“某某”可是我们大队公认的美女呀。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先是本能地厌恶泰哥“下流”，再一细想，又觉得泰哥不可能做那事，因为他人虽丑，日常生活中却较正经的。
此后我再观赏宣传队演出或排演时，便以监视的目光紧盯着他那瘦条子身影不放。他的眼睛很大，且向外凸着，初见他的人都会因他的这双眼睛而怕他的。但他的眼睛挺有神的，我想，某某和某某，之所以与泰哥有“皮袢关系”，极有可能是被泰哥的这双会说话的眼睛给把魂儿勾走了，或者说是泰哥眼睛里伸出一支支利箭把她们射中了。你看他与明姐演对手戏时的那眼神啦，直勾勾，热沁沁，色迷迷，黏乎乎的，像一滩冒着热气流泻着的“打粑糖”，稍微松懈一点不就要被它粘住？！难怪，难怪。
不仅在情场频频得手，泰哥在生产场上也是一把好手，而生产场是人民公社社员在生产大队的主要角力场呢。泰哥的高个子本身就是个先天的优势，加上他整日里腰杆笔挺，他这“电线杆子”往哪儿一“杵”，哪儿便增添一道引人入胜的风景。他干活又特别专注、特别下得身，因此生产效率特高，常常高出其他一级男劳力一半以上。我在扯过棉柴的地里寻猪草时，曾有幸目睹过泰哥“递垛”的“丰姿”。一个湿棉柴捆一搂粗，五六十斤重，泰哥呈弓箭步用二齿铁叉一扠，双臂使力把棉柴捆往上一荡，弧口朝下的弧线一晃，棉柴捆便荡到了比一层楼还高的牛车棉柴垛顶上。垛顶装车的汉子刚伸手接住，泰哥手中的铁叉“呲”地一溜，就退出棉捆，且呈一道弧口朝上的弧线“溜”至地上的另一个棉柴捆上。我还没反应过来，新的弧线一晃，另一个棉柴捆又腾上车顶。如此循环往复，并且愈来愈快，愈来愈柔，直看得人眼花缭乱，纷纷叫好，泰哥却吐纳如常，面无滴汗。
泰哥在生产场上脱颖而出，由一名普通社员“坐直升飞机”当上大队长。大队长不忘其“根据地”，隔三差五地到“毛宣队”看看，引得刚进队的几个新女队员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地围拢来，缠着要泰哥“传经送宝”，让大伙儿也“进步进步”。泰哥也就“平易近人”，“毫无保留”地侃侃而谈。后来确有几位女队员进了团支部和妇联班子。
泰哥管生产颇有套路。是好几年之后吧，我已在读高中了，逢“麦收四抢”，泰哥叫我每天放学后到大队部去，帮他办《四抢快报》。太阳尚挂在西边的高柳树颠子上，空气中荡漾着新麦带腥味的芳香，我随泰哥跑各小队的收割场，满眼都是金黄。我拿着一个印有“枝江县百里洲公社羊洲生产大队”落款的小本本，泰哥问，我记，包括各项进度、先进典型、社员反应，一一搂入“篮子”。回大队部，泰哥口述，我实录，一篇篇通俗易懂、激动人心的“战报”就“新鲜出笼”了。接下来，就由我刻钢板，泰哥油印，《四抢快报》带着油墨芳香从油腻腻的腊纸下“生”出世。翌日随泰哥再下队入收割场时，一份份快报就“发行”到了社员手中。当满身臭汗的男、劳动力争相传看我们的快报时，我则不得不佩服泰哥的“水平”。结果我们大队各项进度在全公社总是处于领先位置，公社的大会也把我们大队作了“现场”。
在当年的百里洲，说起我们大队，无人不知我们的“毛宣队”，无人不知我们的大队长泰哥。可泰哥的“官运”并不及他的“桃花运”通畅，几次提拔，都搁浅在他的“作风问题”上。
1982年，大队改名为村，泰哥顺理成章地做上村长。几年后换届，泰哥还是被选为村长。全洲56个村的村长，数我们的泰哥资格最老，威望最高。直干到近60岁，镇里才不得不遂泰哥的心愿让他退下来。
泰哥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已出嫁，身边就剩儿子一家。但他仍自劳自食，不仅不需儿子“负担”，还经常帮儿子做剁柴、淋菜等家务活。只是，他的牙全掉了，腰也有点弯了。过年回老家，我不怀好意地笑他当年“啥那么大的劲儿”，他跳起来就要摸我的光溜脑壳，我只得边打哈哈边开溜。不过，我对泰哥的“劲儿”倒真是打骨子里佩服呢，因为“劲儿”即生命力是个体创造力的基本保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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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上坟”记
除夕“上坟”，与阖家团年一样，是我每岁回老家的必修课。
从“团年”的桌席上一下来，就开始打点了。先在厨屋的一长溜案板上，从杂物丛中翻捡出老母用尽了洗衣粉的空塑料袋子，洗净、拉抚平整。再到厢房阶檐下的柴禾垛里，觅上十几根与筷子差不多的枯枝，扎成束。做完这些事，看时辰尚早，又回到炭火盆边与家人叙长话短。闲谈中，老母不时地看“主席台”上的电子钟。五点一“噹”，我和老爷子便被老母催着出发了。
今年的腊月二十六已立春，而在腊月二十九的半夜却下了一场罕见的冰雹。冰雹虽只下了一阵儿，但因为其个头大，不易化，所以到了这腊月三十的近晚，路旁草丛中还积存着成块成片的雪，路上则有雪水在汇聚、流淌。如此路况，逼得我和老爷子脱掉热乎乎的毛皮鞋，换上了凉浸浸的深筒胶靴。
在路旁小卖部里买了几支粗大的红蜡烛，三吊二千响的鞭炮、十几刀火纸和几束香，沿大路前行。雪虽停了，但天还阴沉着，像一口冷得发灰的大锅罩着羊角洲。深筒套靴踩在路上，“吱唧吱唧”直响，越是衬出“上坟”时节的清冷与肃穆。这还是柏油路呢，不知那到坟地去的小路又是何等难行哟。大路上，隔不多远即有三三两两腋夹冥纸、手提鞭炮与蜡烛的“上坟”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小青年似乎很少些，均以家庭为单位结伴而行。男的多满嘴酒气，有上脸的男人，隔多远即可看见其满面酡红。女的秀气些，不过团年筵席上的满足还是忍俊不住地挂在脸上。少年们多不知“坟滋味”，跟着大人把“上坟”作为一个好玩儿的任务来完成，所以他们浑身只有快乐的“年味”。老人们则迥然不同了，他们和她们，大多显得甚为凄凉，尽管刚与儿孙们欢饮过，还沉浸在平时难得有一次的天伦之乐中，但是，可能是因为身处老景，为过世之人去“上坟”，难免勾起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之感。
大路东则不远处的吕家河墓地，隔着一片柑桔树都已传来鞭炮声，空气中已可嗅出几缕仿佛从天国飘来的檀香味。“上坟”的人都走下大路，经桔林下的小径往墓园而去。我与老父暂时还不能进去，我们要先去更远处的徐家河墓地，给我外婆上过坟后，再转来进本村的墓地给我爷爷和二弟上。
吕家河、徐家河，还有胡家河，同属羊角洲。洲上的“河”与“河”之间结亲多，故串“河”上坟的也不少。此时距天黑还有一会儿，然因“串河”上坟的人要“打提前量”，动得早一些，看着人家急急前行的样子，我们父子俩也急了。“吱唧”声愈来愈密，一旁还时有个别的“吱唧”声加入，仿若戏剧情节在急速发展的鼓点。往徐家河墓地的岔路口到了，我们下了大路。梨园下的小路虽是油沙地，但因被人踩踏多了凹陷下去，梨园的雪水就涌到了小路上。我们得亏换了胶靴，可以淌水，不然真得毁了毛皮鞋。身边时有褐色梨枝挂着衣裳，触摸我的肩膀，它们是与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