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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写完了。（看小说到顶点。。）
我当初几乎在几分钟内确定开始写这个主题、而暂时搁置另一个题材的，动机就是想通过苏州杀降时间的前后以及各类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和表现，来勾勒一副天国末叶的场景，本以为，这不过是个万把字的短篇罢了。
可是一提笔，就发现，自己上了自己的当，故事虽然并不复杂，但处在那样的时代，每一个人的所想所作，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斑斓复杂的画面，以至于我写了66000多字，待得结篇，却仍有言犹未尽的感觉。
我写这个题材最早的冲动就在于，郜永宽，周文嘉、汪安钧，这些“跟红苗正、苦大仇深”，既没有韦俊的杀兄嫌隙，又不像熊万荃、李文炳那样本不是同路人，为什么会突然丧心病狂地戕害同袍？他们思想的突变，和天国的衰落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
由于这几个人被定位为“叛徒”，其史料也有意无意地被埋没了不少，但从剩下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他们自从军以来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郜永宽在忠王军中的地位，似乎仅在陈坤书、吴定彩、谭绍光之下，而与陆顺德相仿佛，在几次攻打上海及其周围府县的战斗中表现非常活跃；周文嘉曾在松江、绍兴四次击败洋枪队、常捷军、常安军、定胜军等中西混合武装，这在当年是非常罕见的，绍兴民间有许多关于独眼龙的逸闻，甚至鲁迅的奶妈长妈妈都知道这个绰号；至于汪安钧，事迹虽然不著，但米兴朝赠马留别，其智勇能为敌人钦佩，自也不是等闲之辈了。
可是这样一些英雄却做了非常窝囊的狗熊，然后又更窝囊的被害死，甚至连苟活都没做到，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诧异：这些窝囊废，真的就是以前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
当然还是他们。当天国政治清明，信赏必罚，所向摧破，势头蓬勃之时，这些人把自己的命运和天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但当“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而天王又信用私党，滥封官爵，迷信天命，疏远功臣，导致天国人心冷淡，版图日蹙时，一些人就会觉得把自己的前途和这样一个事业捆绑在一起，似乎有些不牢靠，虽然无事时仍然可以奋勇作战，似乎忠心耿耿，但一有契机，就很可能或出于爵禄财务贪欲，或出于个人泄愤，或仅仅为了保命，而做出诸如叛卖之类可耻的行为来，因为，他们和这个天国，早已离心离德了。
这部书里，比王叛变，是为了金钱美女；康王是为了保住身家，而独眼龙周文嘉则是久战厌倦，惧怕报应，只想苟活下来作个寻常百姓，至于纳王，我把他写的比较复杂，权力、地位、私怨、嫉妒、贪欲，似乎都有一些，他本人性格阴沉，善于掩饰克制，但一旦克制不住，爆发得也会更猛烈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细节多数虚构，但周文嘉信佛怕报应，在绍兴民间却有相当丰富的记载和口碑。天王的皇上帝和那些不切实际的空话既然不能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们自然会各动各的小算盘了。
天国的事业到底是什么？是在人间建立一个“无人不饱暖，无户不均匀”的天国，是“顶起天父天兄纲常”，推翻满清异族的压迫和统治，在天国起义之初，这样的信念和目标激励着天国君臣将士，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可是天京事变之后，天王和他的亲近们所关心的，只剩下天王父子那上帝亲子亲孙，天下万国共主的神圣血统，只是“天情”，只是自己的宝座和洪氏家天下的安定，为此他不惜亲小人，远贤臣，滥封王爵，倒行逆施，对于广大将士来说，原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天父天兄，只关心天王父子的生计，而于军民大众的疾苦漠不关心，自然他们对于天父天兄也就日渐冷淡——打仗一直勇猛的周文嘉，不是一面呼着天父天兄，一面偷偷藏了个小玉佛么？——甚至原来清晰的反满立场，也渐渐模糊起来，这样的心理状况，暂时顺境时尚可彼此相安无事，一旦碰上逆境，就不免发生动摇和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国江山，实天王自惹而亡”（李秀成供词云）。
当然，人的素质不同，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也不同，同样信仰减退，有的人叛降，有的人却仍然死战到底，即使同是屈服，有些人是“舍命救部众”，有的是只求保命，不求封赏，有的却不惜调转刀口，大杀昔日的同袍，虽然叛降终究都是可耻的，但后人看待他们时，心理上多少会有一些区别对待的。应该说，即使在朝政紊乱的最后期，大多数天国将士仍然出于种种信念和目的，面对洋枪洋炮和屠刀，血战到最后，我书中的谭绍光、吴习玖、唐正财、许斌升，还有那些叫不全、叫不上名字的将士们，正是其中的典型。
但即使这些死战到底的人物，我同样写了他们的缺点，比如谭绍光和吴习玖的地域狭隘观念，吉四的死要面子——吉四这个人和那份不成体统的文书，至今保留在档案里——，唐正财和许斌升水战经验的落伍等等，陈坤书在这部书里只出场一次，慷慨陈辞，誓死血战，但实际上他也动摇过，只不过因为苏州杀降，让他一下领悟出投降一样也活不成，横竖是死，不如死得英雄些，否则，是战是降，恐怕难说；即使书中一直加以褒扬、而且没正式出场过一次的忠王，我仍借李鸿章和他幕僚的口，对他的奢侈腐化给予了一定讽刺（李鸿章的那些道白许多都是他的原话）。必须公证地指出，仅仅天王一方面的乱政，并不足以导致天国短短数年的由盛转衰，土崩瓦解，上面那些将士，那些构成天国大厦的栋梁砖瓦的腐朽异化，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就是如此残酷，有时候，个别人一个小小毛病不适当场合、不适当时机地爆发，就足以摧毁某个决定性的环节，造成不可估量的恶果。史载谭绍光在被杀前几分钟，还当着那八个即将叛变的人大谈广西人的忠贞，大骂三江两湖的忘恩负义，时人笔记中记载他被杀后一连几天，叛将们的部属高喊“三江两湖弟兄速来杀尽广西佬”，在城中肆意烧杀掳劫，他这种不必要，不讲策略，不分时机场合的意气、地域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本已一触即发的矛盾，并让原本已经很混乱危险的局面最终陷于不可收拾。
书中出现了一些洋人的形象，有些朋友质疑我美化了他们，其实并非如此，这部书里的戈登看似风度翩翩，慷慨激昂，其实相当阴险叵测。起先他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怂恿雷纳德劝降，实则是希望减少自己的伤亡而坐收其功，后来他明明看出郜永宽与会凶多吉少，却出于私心仍然暗示他们应该赴会，八人被杀后表面愤怒莫名，带队开拔离去，看似示威，实则借机远离是非，同时积极和本国官方联络，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扩大本国在华利益，同时坐收各人的名誉和实惠，而且，本文通过李鸿章和程学启的对话，揭示出他们的掳掠抢劫，并不亚于淮军，苏州之所以没动手，不过是降兵降将们的贿赂已经把他们的私囊装满罢了；
同样，清方那几个杀降主角中，程学启的动机，一是自己也是降将，不欲别人功倨己上而失宠，二是希望借杀降满足自己和部下劫掠的贪欲，对于李鸿章来说，担心的主要是四王四天将拥众自保对自己的威胁，但作为巡抚和统率，他却不能自己跳出来杀降，所以在书中他看似处处含糊其词，实则步步留了心眼，没有他的暗中调动，程学启杀降是很难做得这样利索的。整个清方和洋人阵营里，真正蒙在鼓里的傻瓜，在这部书里，不过只有郑国魁和雷纳德两个人而已。
对于八个本想苟活而最终“辱死”的人，他们的投降正如程学启所言，是在天国败局已定，苏州失陷只是时间问题的背景下投降的，对于清方，他们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偏偏他们还自作聪明地拥众自保，其最终被杀，可以说是罪有应得，更可说是咎由自取，可怜、可恨亦复可悲。
此书中涉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洋枪洋炮、土枪土炮和冷兵器杂用的战争场面，历史上，太平军一直比清人更重视西洋武器，这和他们处于劣势，渴望借助某种事务扭转局面有关，也和他们较少受传统思想束缚不无关系；书中唐正财临终的遗嘱，慕王对野战炮的
珍视，众人对飞而复来号轮船的仰望，都反映了这一点，不过我仍然通过比王康王的对话（轮船走了无妨，忠王不能走），表明了相对于武器，士气和人心更为重要的观点，历史上的雨花台之战，太平军武器和兵力都强于湘军，却仍不能取胜，虽然原因复杂，但说到底，还是输在了士气不振，人心不一上；至于淮军，他们的态度稍稍复杂一些，一方面羡慕洋炮摧城拔寨的威力，和西洋战术步炮协同的实效，另一方面又虚荣心作祟，不欲在洋人面前示弱，当然，从清将对话中提到淮军也将练洋操可以看出，由于战争是最好的试金石，军事近代化的步伐一旦启动，便会一步步走下去，再也不会回头的。
书中穿插了很多准方言的对话，这样做，出于两个目的，首先，历史题材小说容易显得呆板严肃有余，生动细腻不足，这样的对话可以相对缓释一下这种倾向；其次，我的小说一向强于画面、气氛、结构，短于人物塑造和对话，这样的对话，也有助于对人物性格、对话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