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有心利用成为开源之渠
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抵华，虽然他们费尽心力，甚至不惜将自己改作僧侣装束，以吸引中国教徒，但全都收效甚微。利玛窦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之门。在此思路引导下，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中国传教的局面。
然而当时欧洲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与强烈反响，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虽然这些作品中真正直接出自孔子口中的其实仅《论语》一篇，但分辨不清孔子、孟子和朱熹异同的西方读者将之笼统地成为“孔学”，并以“Confucius”（孔夫子的音译）命名。
因为孔学西渐萌于传教士，因此最初的儒学著作译本许多都是拉丁文的。
孔学推动了西方启蒙运动
为避免尊孔被理解为崇拜偶像，耶稣会教士竭力将孔孟之道解释为“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并对其中的“无神论倾向”做了批判，这虽然是个并无太多恶意的曲解，但正是这个曲解，让孔学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
由于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思想灵感枯竭的深渊，“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从东方突然传来，令渴望摆脱狭隘精神束缚的欧洲思想界眼界大开，欢呼不已。
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天主教一直持否定态度，主张用纯粹的“哲学宗教”来取代，孔学的输入让他兴奋地高呼，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du理性和自然的教条”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儒家的主张和信条，中国人按孔孟之道建立的行政体制和道德架构，甚至雍正的闭关锁国，都是合理的，应该的，他认为“我们法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甚至把家中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百科全书派”同样推崇孔子。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
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本书的价值就超过希腊哲学七贤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他甚至积极努力，竟成功鼓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行了儒家主张的“籍田礼”，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孔学同样迅速传播，英国早在1691年就将《论语》由拉丁文转译为英文；在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
另一位德国人、数学家沃尔夫更推崇孔子，认为中国“靠着治国之术（孔学）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和使用拉丁文的莱布尼茨不同，他直接使用德语在各大学巡回演讲，影响更大。
有趣的是，孔夫子同样引起王室的兴趣，早在1688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派张诚、白晋等五名教士访华，这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的博学之士，在中国期间，他们积极学习、搜集中国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并参与清廷多项重要活动，张诚甚至8次陪同康熙巡视蒙古，并担任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翻译，他们通过书信和回国陈述，更系统、更准确地介绍了儒学及其治国理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儒学的“忠君思想”被主张大一统的路易十四大力推广，中国科举取士的制度也被一些王室采纳或考虑。
应该说，王室和启蒙主义者各看到了孔子思想和儒学的一角，两个“孔夫子”斗争的结果，是代表民意的启蒙主义者大获全胜，这种被善意误会了的孔学，也因此成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甚至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
同样有黑暗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孔学的传播，不同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一种声音来自天主教本身。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的政策在耶稣会中本有争议，到达中国传教较晚的圣方济各会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目的是把孔学打成异端。其代表人物利安当（黎玉范）于1643年向教廷提出17项指责，将孔学贬为异端，尊孔称为偶像崇拜，要求教廷下令禁绝，他甚至喊出“我们到这儿（中国）是要传播福音，不是来做孔子门徒”的口号，使争论白热化。在这些声音的挑唆和压力下，教廷几经反复，终于在1704年11月20日，由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此举非但激怒康熙，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被禁，也同样成为宗教势力围剿欧洲孔学的冲锋号。
在这种压力下，许多保守派人士开始以“亵du上帝”的名目反击儒学宣传。安松在《环球旅行记》中就侮蔑“中国人都是贼”，1700年意大利人费内隆《死者的对话》更杜撰了苏格拉底对孔子的痛斥；172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8226；威廉一世以“反对圣经”的口实，勒令正在其境内巡回演讲的沃尔夫48小时内离境，否则绞死，一时间反孔声浪甚嚣尘上。
然而当时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来自教廷的指责反倒激发了各界对孔学的更大兴趣，沃尔夫在遭打压后非但未销声匿迹反倒名利双收，就是明证。
另一种声音则来自对孔学的理性思辨。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一方面称赞儒学重视道德、重视农业、崇尚礼教，一方面指出，其片面忠君思想将导致君主专权，并剥夺“人民的荣誉感”；对近代科学持怀疑态度的卢梭则认为，孔学使中国经济文化发达，而这种发达恰成为“道德败坏的温床”。和教廷出于宗教偏见的攻击不同，这些声音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虽然这种思考并非建立在对孔学的深入了解上，但这种思潮的出现，体现了欧洲人开始从盲从中清醒，开始重新架构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大革命、思想解放和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突飞猛进，原先对中国的羡慕和景仰，也渐渐被轻蔑所代替，孔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逐渐式微。
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黑格尔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并指责这种摧残将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和习惯说谎”，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剖析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些学者影响力大，知名度高，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对孔学“一棍子打死”，使孔学一度在西方陷入黑暗期。
到了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的时代，满清的腐朽、中国军队的脆弱让孔学的形象更加黯淡，于是出现了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更彻头彻尾全面否定孔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西方思潮。
如凤凰般重生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西方工业化、殖民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导下的社会，负面因素逐渐抬头，人们对道德、思想的反思重趋活跃，寂寞已久的孔夫子又渐渐得到西方人士的重视和肯定。
最早积极引进孔学的法国，法兰西学院一直未放松对孔夫子及孔学思想的研究，孔学研究群众基础和社会土壤最好，复苏也最快，“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子不语力乱怪神”等格言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子曰”也成了挂在知识分子嘴边的口头禅；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曾长期在中国传教，并和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煌芮校毓笄闶旯αΓ瓿闪怂氖槲寰啊独献印贰蹲印返姆牍ぷ鳎⒁虼顺闪伺＝虼笱У谝蝗魏河锝淌凇Ｋ姆胩謇辖鳎�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过时。在他之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翟林奈父子除继续翻译儒家经典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儒家及其竞争者》。荷兰物理学家玻尔也对孔学和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尤其对周易兴味盎然，据他称，周易的哲学思想对他的科学研究起到极大启发作用，当战后荷兰王室授予他爵位时，他便将周易上的太极图作为自己正式徽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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