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帮助的贫困失业者反而只能得到很少、甚至完全得不到帮助，形成“帮富不帮穷”的怪相。
由于加拿大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传统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大幅度萎缩，而新增岗位多半是服务业、采矿业等，一些原本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士下岗后很难接受改行做简单工作的现实，由于有一定经济基础，又可领到较高就业保险，他们中不少人选择“懒”一段时间，不紧不慢地等待时机。这就造成加拿大“懒汉”虽不多，懒汉中专业人才却不少的有趣现象，这种现象虽是产业结构调整之必然，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切。格瓦拉是一个符号】………
10月9日是切。格瓦拉被枪杀40周年，在这位传奇革命家短暂的生命历程里，他的声名在另一个革命王国中国并不显赫，然而今天的中国，切的名字已为千万人所传扬。
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时尚的大都市，你不难看到切。格瓦拉：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景点造型，会随时出现在驻唱歌手的文化衫上、青年诗人的马克杯上，或者博客和BBS的题图、头像上。在今天的中国，切。格瓦拉已经是一个符号，看见那头像，许多人都会脱口而出一连串的概念：纯洁、执着、清廉，等等等等。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格瓦拉推崇者中，也许不会有几个人去读一读卡斯特罗刚刚撰写的纪念长文，更不会有几个人对切的治国理念和游击战方略，以及他在扎伊尔期间巨大的内心变化感兴趣，因为那些太具体、太琐屑、太世俗、太不格瓦拉了。许多人推崇切，没错，但他们推崇的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切，而不是活生生的那个切。
随着“红五月”、“反战”和“垮了的一代”，在西方，个性解放、反抗权威和秩序的思潮席卷了整个上世纪70年代，敢于反抗霸权、垄断、资本和权威，并具有不恋权势的清教徒特质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无畏品格的格瓦拉，便很快成为这一代充满叛逆和反权威思想、追求个性自由的西方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他屡屡以微薄薄力量挑战强大军事机器的行为，在这些青年眼中，更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气质。于是革命者切。格瓦拉首先在他们当中成为偶像、符号和英雄，他的头像被高举在反全球化示威的行列中，被印在反战标语和旗帜上，甚至环保主义者也会把切。格瓦拉当作自己的保护神，他的名字常常被摇滚乐手唱响，形象被印在从雪茄烟盒到T恤五花八门的物品上，庇佑着更多的人，切。格瓦拉很快成为全球性的符号，他象征着叛逆、自由、反威权、不逆来顺受，也许一些以切名义发起的行动其实恰是切所反对的，也许只有南美乡村和贫民窟里的穷人才真正懂得切所说、切所想的，但这并不重要：切。格瓦拉只是一个符号。
虽然中国的几本杂志很早就简略介绍过格瓦拉，但切在中国真正的大众化，却是随着摇滚乐队的载歌载舞和文化衫、随着MTV、电影和西方流行文化，作为一种时尚传入的，并迅速地本土化。如果说在西方，切的符号更多出现在街头，在中国，他却往往呆在卧室或音响室的天花板上，或个人电脑的壁纸上；如果说在西方，切更多是一种群体符号，在中国，他却被无数个人所尊奉，所收藏。
和西方的格瓦拉尊奉者多数来自劳工和边缘阶层不同，在中国，切往往是“精英”、白领、小知识分子等的话题，却通常不为普通劳动者所熟知（真正的切恰是前者的敌人，后者的朋友），他们津津乐道于切的廉洁，切的理想主义，他们对切在古巴银行行长任上吓跑贪官污吏的轶闻耳熟能详，对切的积极反美更赞不绝口，却未必敢领教切的清教徒生活，更难效仿其骑着摩托车遍访拉美民间疾苦的颠沛生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仅因为切的造型很酷，或者别人也在谈论切而去关注，去追慕，却并不了解这位外貌英俊、出身中上阶层的阿根廷人为与穷人打成一片，在演讲时几乎永远使用最俚俗、最普通的大众语言。对大多数中国追慕者而言，切。格瓦拉只是一种时尚，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思想。
同样是符号，西方世界的切和中国的颇有不同，前者更具叛逆性而后者更接近完美的理想主义者，这和符号的特质有关：不论在哪里，切都被当作对人们心中不满的逆反，不满的差异，自然也产生了作为符号不同的切。格瓦拉：中国的切迷对全球化不会有太多切肤之痛，而在另一些国家，激进青年们也不会其改造私有化的故事产生多少兴趣。
英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在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商场、竞技场的经营成为社会偶像的主流，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任何人，其心目中或多或少都有英雄影子的存在，在今天的中国，在缺乏英雄的年月里，切。格瓦拉这样的英雄符号也更容易流行、更容易被当作人们的心灵寄托，而且如陈年佳酿，历久弥醇。
………【让爱心传递起来】………
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李莹，在被确诊患上癌症后，两次谢绝学校组织的捐助，并在临终前嘱咐父母，将自己角膜捐献。
李莹谢绝捐助，是因为她的同学大多和自己一样来自贫困家庭，本身经济条件也不好，她不愿增加别人的经济负担；她捐献角膜，是感谢社会的关爱，尽最后的可能报答与回馈社会，虽然她年轻的生命已悄然结束，但这种能为他人、为社会着想，能推己及人的社会感、责任感，却正是当今社会不少年轻人所缺乏的，着实令人感叹。
不仅如此，如果说捐献角膜属于身后慷慨，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乐观对人，并承担起调解同学矛盾、排解同学心理问题的“闲事”，在明知来日无多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做着这些琐碎而有益的事，则更让人觉得难能可贵。她的同学曾两次组织捐款，在她患病期间也给予她很多帮助、照顾，她同样用这种一点一滴的方式去报答、去回馈，这是关怀与关怀、爱心与爱心的彼此传递，生命的温暖、社会的价值，正是在这种爱心传递中变得真切、感人、让人留恋和期冀。
不过也应看到，这种爱心的传递，原本可以更流畅、更温暖、效果更好。李莹谢绝同学帮助并非不需要或不想接受帮助，事实上她的父亲李建国曾在无奈之下瞒着女儿，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匿名求助，关键是李莹一家不忍心拖累同样不宽裕的同学，可以想象，她那些善良但同样一贫如洗的同窗就算倾尽全力，所能给予的帮助也有限。
如果爱心的传递，总在贫困者与贫困者相濡以墨的层次上打转，那么类似李莹的感动和遗憾今后还会时常看到。爱心的传递，应更多体现在“损有余以补不足”，让有能力承担的人多承担一些。
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最根本的，当然是建立一套制度保障体系，用税收阀门调节收入，用社会福利体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实现全社会的爱心传递循环。近年来，类似李莹这样的不幸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尽管许多人踊跃捐助，伸出自己充满爱心的双手，但这种非常态的爱心行动往往挂一漏万，或力不从心，不免让许多可能的生的希望，最终变成永远的遗憾。只有从制度上建立常态的、全员的保障体系，才能让爱心的传递，进入一个全面覆盖、有效互动的良性循环当中。
当然，中国人口多、国家大、底子薄，这样一套完整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成生效，绝非旬日可期，况且即使在医疗福利体系健全的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募捐也是时常可见的。在福利国家加拿大，中国留学生郝硕患肺癌后，就得到各界的慷慨捐助，为艾滋病人、血友病患者、患病儿童募捐，乃至为医院和医疗中心集资的事例也举不胜举。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这种募捐、筹款多数并非即兴应急之举，而是常态化、普遍化的行为。在加拿大，银行柜台、超市收银台、餐厅大堂、加油站收款机，甚至博彩中心的彩票柜台上，往往都放着个装零钱的透明盒子，上面写着捐款的目的，许多人都会把找零的钱随手投进去，虽然往往只是几分钱，但覆盖面广（有的超市十几处收银台每处都放一个），参与者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既不加重好心人的负担，又能在紧急时派上用处，不至于临阵磨枪，当然，他们也有应急式的募捐，如节日筹集、慈善晚宴等等，但那些都是锦上添花，给爱心的温暖多添一把柴罢了。
可见，即使医疗体制的保障暂时提不上日程，即使募捐这种爱心传递方式还要在一段时间内唱主角，我们也有可能、有必要让这种形式更有效、更合理，既能更多、更好地助人，又不至于让助人者太过辛苦。爱心的传递是全社会的希望所在，正因如此，各方各面、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让这种传递更生动、更流畅。
………【“纸上富贵”不是富贵】………
据新华网10月7日报道援引中国科技部有关报道称，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
依据是一组数据：2006年度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全社会科技支出经费总额4500亿元，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总额3003．1亿元，居世界第5位；研究开发投入强度达到1．42％；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6位……俗话说的好，事实胜于雄辩，这样漂亮的数据，似乎足以支持“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头衔了。
不过另一组数据就不那么漂亮了：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关于科技一栏，中国的排名从1998年最高的世界第15下滑至近年来的第25－35间，这和最新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5）形成巨大的反差。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