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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舆论在聚焦国航、东航“贱卖”、“非贱卖”一个个回合争辩之余，却忽视了另一个主角——新航——的态度。在翻来覆去的两航激辩和A股、H股相关股价随之上下翻飞之余，新航却仅在去年12月12日做了唯一一次表态：当天，新航总裁周俊成表示，3。8港元每股是最高价钱，因为新航的购买是“有原则的”，而原则就是“被收购方的价值”。
这番言辞的含义再明白不过：东航这个2006年年报亏损高达27。79亿，2007年上半年亏损又超过10亿的中国“国资”，其“价值”就值这么多。从此后近一个月新航再无新的报价建议，甚至连积极的介入姿态都未做出，不难看出，不论这个估值是否合理，但新航方面显然自认为天公地道。
事实上3个月前的并购争议中，国航出价仅高过新航1。2港元/股，并非很高的抬价，但作为并购对手的新航却连还价的姿态都不肯做出，让期待着出现你来我往、水涨船高竞购场面的投资者和评论家空等一场；不但如此，中国内地航空市场的价值也好，上海作为远东航空枢纽的地位和潜力也罢，都是令国航、甚至许多国人坚信东航价值，并千方百计让“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依据和基础，然而不但“并购主角”新航态度冷漠如龙套，整个收购争议期间，只能听见国航的慷慨激昂，东航的喊冤叫屈，却不见有国外新买家介入搅局，将东航的增发价推高，而这本应是资本并购市场的常态。这只能说明，对于东航的价值，许多境外大投资者的认识，和新航并无大的差别。
显然国航并不认同新航等境外投资者（甚至也该包括东航自己，因为他们同样一直否认“贱卖”）对东航的价值估计，他们不但以捍卫国有资产价值、拒绝“国资贱卖”的高姿态领衔杯葛了新航的入股，而且已在6日晚发表声明，拟在两周后提出新的投资东航、并缔结战略伙伴关系建议，显示出对东航这一重要国有资产的重视和信心。
作为国人，当然应该、也愿意相信国航的投资眼光，更愿意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必须冷静地看到，如果仅从财务角度看，新航等国外投资者的冷漠并非毫无道理：一家连年亏损、背负巨额赤字的大型航空公司，在油价飙升、机票价格却无法同步提高、航线竞争白热化的市场大气候里，其生存和发展绝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从理论上讲，其股份价值已经是负数，从这点上讲，捍卫国有资产价值的关键，并非在投资市场上击退外国收购者，而是如何通过自身的投入，让东航这个重要国有资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扭亏为盈，使已经归零、归负的股份价值重新变成正数；并非仅仅拒绝“国资贱卖”这么简单，而是要通过经营和调整，让已连年巨亏的国资增值。
民意也好，中小股东也罢，他们支持国内企业并购东航，而对外资说“不”，固然表明了他们对捍卫国有资产价值的认同，及对“国资贱卖”的反对、反感，但这同样表明，他们希望国有企业经营正常，业绩优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利润丰厚，希望“国资”在国内经营者手中得到好的恢复与发展。显然，这些投票反对外资介入的股东和普通民众，并不会认同东航继续巨亏、继续沉沦，不会认同东航这一国有资产因经营问题一步步烂下去，不论它是烂在国人或洋人手中，他们都是不可能满意、不可能答应的。
杯葛东新恋，击退洋投资，既反应了国航的实力和能力，也表明了其捍卫国有资产的决心，但要令“国资”不致贬值，击退外资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如何拿出令东航和各方面信服的方案，让后者相信自己能让东航走得更好，让这一国有资产迅速保值增值，并通过努力和经营切实兑现，才是对喊出“捍卫国有资产价值”响亮口号的国航最艰苦、最严峻的挑战。
………【光明使者或生态杀手？】………
光明使者或生态杀手？
——中国援外水电站引发的争议
从三峡大坝到三江开发，中国在兴修水电站和大坝方面的努力和热情，一直饱受中外各界的争议。近来这种争议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境内，因为人们突然发现，中国人出钱、出力、出技术，正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球许多角落的大江大河、甚至小江小河上，忙碌地修起一座座大坝和水库，拉起一张张电网。对此，中国国内一些部门、专家，尤其水电领域的部门和专家认为，这是造福当地、促进中外友谊的好事，但一些国外舆论和学者却流露出忧虑甚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种到处建水坝、水电站的做法，将在当地造成无可挽回的生态灾难，以及其它负面效果。
事实究竟如何？中国在境外修筑的水电站，究竟是给当地带去光明的使者，还是扼杀当地生态链的杀手？
水坝修了几十年
其实中国人在国外承接水坝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个大型援外项目，就是一座大型水电站——几内亚金康水电站，这座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受水电总局委托、全部由中方出资、集中国水电精英不惜工本修建的大型水电站有效库容为274万立米，电站引水流量为4。7立方米，发电量为543千瓦小时。坝高21米，坝顶长235米，引水管道1740米，调压塔高28米，1964年7月2日开工，1966年6月完工，成为当时中国援外工程的标志性建筑。60…80年代间，中国又相继援建了刚果布昂扎水电站、塞拉利昂多多水电站等大型水电项目。由于这些项目工期长、投资大、管理效率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调整援外政策后，这种“全包”性质的外建水坝逐步减少。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类以低息贷款＋商业合同形式出现的、由中国人在海外修建的水电站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不完全统计，中资银行和中国公司参与了27个国家、47座水坝的建设，而今年召开的中国…东盟电力合作与发展论坛会议公布的数据更惊人：仅东盟各国范围内，中国从事水电项目开发的公司就达21个，涉及项目52项。中国公司建造大坝的触角不仅伸向传统的非洲、缅甸、巴基斯坦等国，战火纷飞的阿富汗（帕尔旺水利枢纽电站），甚至车臣叛军出没、冷枪冷炮不断的格鲁吉亚潘基西峡谷（卡杜里水电站），都有中国造大坝的影子。
中国公司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在埃塞俄比亚，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总公司与埃塞俄比亚苏尔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于2002年6月26日动工修建特克泽水电站，该电站装机容量30万千瓦，水库容量94亿立方米，大坝净高达188米；在苏丹，位于尼罗河干流、规模仅次于埃及阿斯旺水电站的非洲第二大水电站麦罗维水电站正由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与苏丹当地公司共组“ｃｃMDJV七五联营体”紧张施工，该项目合同总金额6。03亿欧元，库容量124。5亿立方米，装机容量达125万千瓦，号称世界第一的水坝总长9500米，最大标高65米，是中国迄今承建的最大境外水电项目；中国企业还把目光投向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刚果（金）大英戈水电工程项目，该项目预计投资500亿美元，装52台75万千瓦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900万千瓦，一旦建成，规模将是三峡电站（1820万千瓦）的两倍多，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站。
中国造水坝增多的奥秘
由于上世纪末以来，欧美各国对水电利弊争论不休，大型水坝处于搁置甚至负增长状态，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全球在建水坝数量为5000座以上，而90年代则下降为2000座左右。但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国却处于急需电力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本国科技能力和财力又不足以支持火电、核电等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一次性投入巨大、但建成后成本低廉的水电就成为这些国家的首选。
二战后长期一段时间，世界银行曾将水电开发作为对穷国帮扶脱贫的良好选择，对这些国家的许多大型水电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但由于环保组织和舆论的压力，2000年，世行和其它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几乎全面停止对水电项目的资助，而水电站工程所需投资巨大，非贫困国家力所能及，这使得这些国家虽拥有大量可开发水电资源，却无力转化为急需的能源，如非洲经济可开发水电蕴藏量高达10亿千瓦，但目前开发率还不到8％。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所谓BOT模式，即开发商承担部分甚至全部融资责任、并在一定合同期限内承租经营，就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而世界银行等的大门紧闭，又让他们不得不另寻途径，这一途径的首选自然就是中国。
由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都是国家企业，不仅财力雄厚，而且门槛低，手续简便，对中国企业出境承揽水电工程项目有针对性地给予政策扶植，因此中国水电企业很容易为其在境外发展中国家承揽大型水利项目申请到必须的融资；不但如此，由于国家战略的考量，在不少时候，双边关系等政治因素，会被放到比资金安全、投资回报等经济因素更重要的层面上考量，这使得一些大型、长线和高风险地区的水坝项目，也能获得大资金的支持。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水坝在第三世界遍地开花，毫不足奇。
水坝，生态杀手？
在西方，水坝的确已渐趋没落。
水电曾被认为是无污染、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水坝则因具备防洪、灌溉、航运等多种功能而备受各国青睐。但随着时代的推演，许多人认识到，水坝和水库会造成诸如地质结构变化、气候异常、水土流失加剧、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