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的秘密- 第366部分

　　　　这个项目本来应该叫“大清铁路公司”，可惜从目前来看不适合，不怎么用铁，大清也没有公司法，如果它叫了这个名字，就相当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全球第一家股份公司一样，在大清是属于开创性的商业现象。

　　　　最后定名为“大清列车局”，听起来像是一个官僚机构，但是实际上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这一次基本上按照省城直通车来规划，从上海到江宁（南京），途径苏州、无锡、常州，江宁到济南，途径徐州、济宁、泰安，从济南到天津，途径德州、沧州，天津到北京，直线距离800英里，按铁路大国美国的3万美元一英里的造价粗略规划，为500万英镑，即1850万两白银。修铁路还真是巨贵啊，快赶上战争赔款了。唐宁根本不把太平军放在眼里，直接把太平天国的首都以及几个苏南的占领城市划在了规划中！

　　　　大清工部以国土规划参股10％，不出钱，技术团队法拉第团队、诺贝尔团队、通用动力团队、布鲁内尔团队每支团队占股5％，共计20％，不出钱。苏黎世银行出资100万英镑，占股14％。

　　　　大清新闻报对美国的铁路运营情况和苏黎世银行组织的这个团队进行了详细地介绍，清朝的王公大臣居然信心大增，筹措到白银350万两，折合股份约13％。面向大清商人和百姓筹款，这些人看到王公大臣投钱了，又有工部参股，建设团队也似乎很强大，他们也敢出资，祁泰裕、徐荣村等晋商、粤商对苏黎世银行那是太如雷贯耳了，在他们的带动下，商人和富裕平民居然筹措到了700万两白银之巨，合26％股份。

　　　　剩下的37％交给外资，这个就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瞬间就集资到185万英镑，跟抢钱似的。其实……这一次恐怕唐老板要让大家失望了，铁路这玩意儿能赚得到多少钱呢。小赚一点应该是可以的，暴利是不行的。
第156章　财务
　　　　恭亲王不敢擅自作主，奏请咸丰帝，得到指示，愿出钱以求和，但不要签领土割让，也不要表现得对领土太过看重，现在大清疲弱，能拖就拖，最多出到一百万两。两千万两都赔进去了，也不再乎多这一百万两。

　　　　海参崴对俄国人太重要了，俄公使打的好主意，先敲诈一大笔，然后再找机会签约，他们才不信大清的改革会成功，俄国本身就是个例子，农奴制改革这么久了，法律也明文规定了，还是很难执行下去。最后，大清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才把调停资费锁定在两百万两。

　　　　这一次，大清要一次性支出2700万两额外费用，因太平天国占据了大清半壁江山，原本岁入4000万的朝廷一下子变成了2000万。2000万是个什么概念？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养的60万大军就要耗费2000万，现在南有太平军，北有捻军，而朝廷的财力已经到了极限，根本就拿不出这2200万赔款＋500万剿匪合作款。

　　　　唐宁召集大臣们商议，有什么办法增加赋税？要没有的话，我可真的为圆明园安排买家了啊！

　　　　肃顺等大臣出了一大堆盘剥百姓的方案，全部被否决，一句话：“你们这么干，大清的江山还要不要了？现在只有粤匪和捻匪，像你们这种搞法，很快就出别的匪了。”

　　　　最后肃顺终于想出个靠谱的——把给旗人的俸饷减半。旗人就是朝廷养着专门用来打仗的，有点像日本旧时的武士，是职业军人，可是这帮废品根本没用，战斗力还不如自筹资金的团练，如湘军。照唐宁的想法，这些废物应该一分钱不给才对。

　　　　除了肃顺这个狠人，别的大臣都强烈反对，真这么干的话，恐怕大清真的要亡国了，当然，某贼酋可能根本不在意这大清。这可不是唐宁的本意，大清固然是浑蛋一个，但是骤然间没了，中国更乱更惨，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来管这份闲事，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否则他现在应该更关注意大利的局势。掌控意大利对他来说更符合利益，也靠谱多了。欧洲人都知道他伦敦公爵大人，大清几乎没人知道他和他的价值，如果他以欧洲资本家的身份出现，恐怕大清这些家伙根本又找到攘夷的借口了。

　　　　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子来，全减是不是可能。

　　　　不仅让被太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

　　　　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

　　　　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

　　　　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

　　　　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这位满怀爱国情怀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其实是大清极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

　　　　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大清新闻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出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

　　　　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文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

　　　　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

　　　　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务最繁的户部人数多十倍以上，可说是清朝规模最大的机关。

　　　　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路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太监把它直接扔在路上不要了。

　　　　和绅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