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中华民国已经不搞流官制了，地方领导要想继续当，就必须做出成绩，否则老百姓不会让他们继续当下去。而在地方官员的选拔等方面，中华民国采取的制度不是选举制，而是否决制。
地方的最高领导，是由中央从行政大学里指派的。
而那些行政学院的学生，则要求他们必须是无党派人士，才能担任地方主要领导。担任了地方的主要领导之后，如果民众不满意，一旦支持率跌破50％就会下台。而他们的薪水，也是民众支持率来决定的。
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制度，主要是在抓行政人员的素质。
管理国家，也是一门需要一些专业性知识的。用武人来管理国家，国家自然混乱不堪。所以管理国家还是得用大学生来管。而且行政大学里学的东西，都是专业性的行政管理知识，在不同的地区，是该大力发展，还是该平稳安定，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不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要如何教化人民等等方面都是要学习的。
有了这些专业知识，地方官员也就不会闹出荒唐的事情。就算是下面的行政人员闹出荒唐的事情，也有这些从行政大学委派到地方的一方大员进行约束和管教。
官场本身就是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地方，只要把上梁抓好了，下梁自然也就正了。这也是阳主阴从的一个特性，官职大的为阳，官职低的为阴，官职大的可以管理那些官职低的，进而也就对其进行影响。
这种宇宙基本法则，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体现。例如在战争中，双方兵力、装备、训练相近，地势高的一方就在交火中占优势，随便丢一块石头下去都可能会砸死人，而地势低的，想要用石头、弓箭去攻击地势高的则比较苦难。地势高的一方则为阳，地势低的一方则为阴。
所以在中国传统的道家科学体系当中，则是认为阳性离子是占主导地位，称之为‘阳主阴从’。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阴性永远都是附庸，阴性的东西很多时候也占据优势。就如同正义与邪恶。正义永远是占据每一个国家的舆论主流，但是邪恶却很可能已经在暗地里控制了这个国家。
那些地方议员则是靠选举产生，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参与选举。
议员则是用来限制地方领导乱搞的，不过也可能会拖地方领导后腿，所以在权力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有的事情可以特事特办，地方领导可以不用经过议员的讨论投票，有些事情则是必须通过地方议会的表决后才能施行。
这样的行政结构，也让地方行政上，既有专业的领导，但是需要门槛，必须考进行政大学。也有不需要门槛，不需要专业的职位。
这个时代，中华民国的大学还是比较容易考上的。
不过尽管没有进行填鸭式教育，各个大学录取方法并不看所有科目的成绩，主要看专业所需的科目的成绩。但是成绩上，必须比较不错才能上大学。如果成绩吧太好，那么只能上大专之类的学校，主要学习技术。
大学里的学科成绩如果不过关，也是很难拿到毕业证的。
这个时代中华民国的大学生，他们的毕业证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加上这个时代人才需求旺盛，所以考上大学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确实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
而这种制度下，考大学说难实际上也不难。对于中国这种有将读书是作为出路的传统社会中，连后世那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都能应付，更何况是当前这种只看专业学科成绩的大学录取路线。
所以能升学的人还是很多的，当然不是谁都是读书的料，所以考不上的，也可以上中专、大专，学习到专业的生产、管理技术。
在办学质量的把关上是非常严格的，不是谁都能成立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基本上都是财团的专利，所以很多民办学校教学质量反而更好。但是在国办大学中，还是有一批非常好的大学，与民办大学争奇斗艳，也成为那些贫困家庭的学生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因为国办大学的学费比较低，而民办大学的学费则比较高。
考上大学是比较容易，但是想要毕业却不是那么容易。
特别是制造、工程等方面，制造、工程这些专业中，聚集了最多的精英学子，这也是这个时代最有前途的行业。
中华民国因为有商品定价权，不像后世的中国制造业那样，造一台挖掘机才赚五十块钱，造一台汽车竟然只赚三四百块钱。此事中华民国的制造业因为有自己的定价权，所以利润是后世中国制造业的十倍以上。
而在北朝鲜、越南那些经济殖民地的工业制造，则是没有定价权的。首先在产品研发与设计、关键零配件、运输物流等方面都是中华民国所控制的，所以那些经济殖民地的制造业利润，90％都被中华民国给剥削了。
所以中华民国也不需要完全控制那些经济殖民地的工厂。
当然，就算是把这三个非产环节给了那些经济殖民地也没问题，失去了这个三个非产环节，中华民国还可以用金融对那些经济殖民地进行剥削，就像是后世美国靠金融剥削日本一样，而日本手上确实有这三个非产环节，但是依旧被不断剥削，不停地为美国挤奶。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战争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经济战争所获取的利益更加庞大，比武力战争的威力更加巨大。
各个经济殖民地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面前的战败国，他们的工业厂商，都是战败国的产物，就像是后世台湾的富士康。尽管富士康老板身为台湾首付，但却损失了90％以上的制造业利润，他也只是比较有手段而已，也只是战败的产物。
相比之下，行政大学对精英学子的吸引力远不如工业制造。
尽管当官看起来比较不错，但是从事工业制造的才有可能发大财，只要研究出了什么专利，就能大赚一笔。
中华民国涌现出的第一批发明家、工程师已经尝到了甜头，很多发明家和工程师靠这专利已经成为高产阶级。
如果没有专利，只要有知识在手，也能拿到稳定的高收入，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容易，而且不用像行政官员那样害怕什么时候就被民众给否决了。
正所谓千里求官只为财，中华民国却是在改变这样的观念。因为不再是用应试教育来选拔官员，加上官员的灰色收入收到了控制，所以很多为了求财的学生都不往行政大学里挤了，进行政大学的很多学生，则更多是为了实现人生理想，为了对社会做出贡献。
杨墨川的执政之下，相比黎元洪那就能干多了。尽管总统确实是一个傀儡，但是总统能做的事情还是非常多的。
对一个国家的行政优化，以及提高国家发展环境等等，很多小细节还是总统可以做的，杨墨川上台后，尽管放宽了对市场的国家干预，但是在一些环节上却是加强了国家干预，干预最大的还是定价权方面的问题。
陆续成立了‘联合石油出口公司’、‘联合稀土出口公司’、‘联合大豆出口公司’等多家大宗商品出口公司。
国内各个相关的企业，要将这些出口公司所负责的商品出口到海外，必须先以优惠价格卖给这些公司，然后再又这些公司进行高价出口。
这些公司，则是财团控股。
例如稀土出口，中华民国此时拥有世界上90％以上的稀土资源，所以可以拉高稀土出口价格，而出口公司太多，自然也就形成了恶性的内部竞争。这个时候把稀土卖给联合稀土出口公司，再由联合稀土出口公司进行出口，那么价格可以定得很高。
反正爱买不买呗！不买还不爱卖呢！
大豆也是如此，此时的世界，中华民国的商品大豆从之前占国际市场的90％上升到了98％的程度。
这个时候垄断大豆出口，想定什么价格就定什么价格，只要不是高到太离谱，让世界各国勉强还能接受，就能获得成倍的利润。
而在亚洲各个经济殖民地，只进口中国大豆。世界各国，这个时候还不太会种大豆，大豆的商业种植面积很小。
在石油方面，则进行招标开采。
例如原油开采，财团开始分包给那些民资甚至是外资，然后让他们招标价格卖给中华民国成立的‘联合石油出口公司’，进而再卖给各国。
就如同后世的中石油在伊拉克拿到什么独家开采权，而开采成本是将近一桶4美元，而中石油给的招标价则是一桶2美元，连农民工都不如。就是帮美国佬开采原油，还要倒贴钱，然后美国佬再以一桶120美元的价格卖给中国。
杨墨川的这个‘对内优惠、对外垄断’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上下的支持，不爽的则是那些开矿之类的民资企业。
这样的政策一出台，定价权已经完全是由财团说的算了。他们开矿出来，在内要以规定的‘优惠’价格卖给这些垄断公司，对外垄断的高价出口，又和他们没半毛钱的关系。
不过赚还是有赚一些的，但是和暴利没有任何关联了。那些民资矿业公司当前的劳工成本上升，而且国家查得又严，必须的安全设施必须到位，还不能偷挖乱挖，一旦被发现违规，很容易被罚款到破产。
所以那些民资矿产公司，只能安安分分的挖矿赚钱，并且向减少用工人数的机械化露天挖矿的方向发展。进而财团也不需要自己去开采那些矿产了，甚至是可以把矿产卖给外资，让外资去开采。
而在法律上，又因为‘对内优惠、对外垄断’的政策存在，所以外资就算是控股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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