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形势使干部们翻脸了——此后的移民,没有了赔着笑脸的说服动员,没有了送行时的欢声笑语,没有了锣鼓喧天的相送场面。宣传口号一下由“迁一家,保万 家”变成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走的就派人把房子拉倒,把户口迁走,把口粮卖掉。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和民兵如同围猎一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 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推倒藏匿者的房屋,派人到山里到移民亲戚家“清剿”搜查,派移民干部将移民押送到宁夏后就地对其监视……
至今,不少移民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到处是拆房子的乌烟瘴气,到处是在上演“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到处是移民的号啕痛哭。对那些用哭用骂来对抗迁移的移 民,干部们口气强硬地说,不去,跳井跳河、上吊吃药由你选,不死就得去宁夏!有的干部甚至还幽默地问不愿迁移的移民:跳井跳河没盖盖子,要上吊给绳子!你 需要我们给你提供哪项服务?
也真有以死相抗者。《黄河大移民》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情节:
一对年轻夫妇跑回去躲藏在宋峪村土崖边茅草棚里,一天,搜索的干部发现了他们。男人无奈地背上了铺盖卷,在干部“押送”下慢慢腾腾挪动着脚步,突然,背后 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女人披头散发纵身一扑跳崖了!干部和男人惊恐地睁大眼睛,等把血肉模糊的女人救上来,女人在痛苦地申吟中还泪流满面苦苦地哀告: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
女人没有死。土崖下的血迹渐渐淤黑成一片褐土,摔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的女人还是被送上了火车。当然,同她一起的是她那位背着铺盖卷默默无语老实巴交的男 人。
在执行搬迁政策和面对移民之间,最难做人的恐怕要数移民干部了。1956至1958年,郭中举在华阴县西阳乡当副乡长,负责移民工作。2008年春节,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74岁的老人说出了当时的感受:“将群众迁移到那么恶劣的环境去,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也真有些于心不忍,但国家的移民政策又不得不执 行,如果对移民动了恻隐之心,就意味着国家的政策难以执行。两难之间,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只有选择执行国家政策。”
郭中举也曾带人把逃亡的移民追得鸡飞狗跳,他也曾带人去拆过移民的房子,他也曾把“顽固不化”者的户口强行迁往宁夏。但1958年春天,当他亲自经历了那 次艰难而漫长的“押送”之旅后,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痛楚使郭中举震撼了。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心底一直弥漫着一种伤感,一种挥之不去的歉疚……
在沙尘蔽日的道路上,郭中举“押解”三车移民昼夜兼程地奔向西北。一路上,因害怕移民逃跑的提心吊胆和寝食不安自不消说,更让他不安的是越向西越荒凉,一 点也没有上级领导宣传的那种“塞外江南,高原鱼米之乡”的迹象:已是春天了,光秃秃的原野没有庄稼树木,没有一点绿意,更没有什么人烟,呼呼作响的大风卷 着沙尘把西北高原搅得昏天黑地……
一路上,老头老太婆们一直泪流满面,“郭乡长,你不要把我们送到宁夏嘛,你把我们往那里送等于把我们往坟墓里送呀!”
“你发发善心吧,我们给你跪下了!”郭中举手足无措。每次扶起那些比自己父母年龄还大的老人时,他只能机械地重复道:怎么会是坟墓?上级已传达了,那里是 大平原,又有黄河水灌溉,条件好着呢……
一听郭中举这样说,车上的男女老少就骂:“好你妈个×,睁着眼说瞎话!”“条件好为什么不把你的爹妈婆姨也迁去?”
“条件好你去后就别回去了……”
到陶乐马太沟后,眼前的情景使郭中举一下懵了:这就是上级领导讲了无数次“条件比华阴还好”的地方吗?
这原本是一个**农场。残垣断壁上,“老实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的标语下那“陶乐监狱宣”的字样还清晰可见,方圆数十公里的沙滩上稀稀蔬蔬地长些野草,沙 滩远处的碉堡、高墙、铁丝网若隐若现,一座土山下,排列着原曾是犯人住过的窑洞……
郭中举的脸唰地红了——自己一路向移民宣传安置区条件十分好,现在该怎么给他们讲呢?
郭副乡长艰难地转过身,他觉得自己应该给大家讲些什么,但他还没想明白,一群男女老少齐唰唰地跪下了。“郭乡长,你行行好,把我们带回去吧!”
“郭乡长,给上级如实反映一下,这里的确种不出庄稼呀!”
“郭乡长,我们想活命……”
热泪夺眶而出,郭中举两腿一软,“咚”地跪在了地上……
同那些因同情移民而引火烧身的移民干部比,郭中举的这段经历也许是非常平常的——熟悉渭南地下党党史的人也许还记得一个叫常绪棠的名字。1938年,常绪 棠和他的结义大哥刘钟谐、二哥杨海潮在朝邑县长备队(属革命武装)担任分队长。1945年,常绪棠和刘钟谐、杨海潮等人在朝邑盐滩集资开办了集盛盐厂,常 担任场长,刘担任会计。同年,常绪棠经刘钟谐介绍加入了中国**党,并在盐厂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该盐场从此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由常绪棠任站长,负责在 朝邑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原**渭南地委书记白云峰就是当时的交通员之一。此间,常绪棠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同志搞到了十多个身份证件。为了支援解放战 争,他用食盐换来了5000多发手枪子弹及大量军需品,为此,人民解放军总政部还给常绪棠颁发了一枚解放大西北纪念章。
解放后,刘钟谐担任朝邑县县长,常绪棠先后在该县盐滩乡、平民乡、紫阳乡任乡长。在1956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常绪棠负责移民安置工作。当时,有一部 分移民不愿到那遥远而陌生的西北高原,甚至连那些当初热血沸腾的先遣队员也打退堂鼓了。在对移民采取空洞说教、四处追逐和强行拆房卖粮的过程中,移民们的 哭声和眼泪刺痛了常绪棠这个老地下党的良心。他的儿子常荣础对记者回忆说:“那时,我已十来岁了,记得父亲回到家经常愁眉不展。有一次,我听见他对母亲 说,他知道宁夏那边是一个大沙漠,他是真不忍心把移民逼到宁夏那地方去。但移民不走,三门峡电站又无法开工,说到这里,父亲长吁短叹说,难啊!母亲问他怎 么办,父亲同母亲商量说,为了完成移民任务,他准备带移民先遣队去宁夏,希望母亲和我也随他一起去。母亲说,你既然知道那边是大沙漠,干吗还把全家人弄到 那里去?我们不去!”
后来,常绪棠还是转走了全家人的户口,带着不愿去宁夏的妻子、儿子和乡里的几十个移民先遣队员去了宁夏惠农县,在那里,同移民一道经历了数年的艰难困苦 后,1962年,死里逃生的常绪棠一家随移民返陕。大荔政府给常绪棠做工作说:“组织安排移民干部有一定困难,目前,组织需要在政府干部中搞支农退职,你 已58岁了,干脆给你一些钱,你随移民一起迁到安置区,也好继续帮政府做一些移民工作……”
于是,在领取了1100元的安置费后,常绪棠被迁移到合阳县黑池乡马坊村。从宁夏惠农县返陕时,马坊村的移民卖牲口有一笔余款,后因该村有的移民要被安置 到其他村,常等移民干部申请库区工委领导后,将这笔款给每个移民人均分了30元。1965年10月,合阳县雇用干部张某等人到马坊村清算账务时,以“集体 私分,破坏集体经济”的罪名把常绪棠定为坏分子,并逼分钱的移民退款,常绪棠等人被连续扣掉全年分配款7年。
为了村里一百多口移民的生活和生存,常绪棠经常到渭南地区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六年后才从县里讨回了“移民牲口款不属于私分,移民干部在这件事上没问题, 所扣移民款全部清退,并向移民道歉”的“说法”。
常绪棠并没有因此逃脱厄运,**时期,他因解放前开盐场为地下党筹集资金被定为“落网资本家”,他因“私分公款”被开除党籍并被打成了“反革命”,常绪棠 还因“抗拒退款”被殴打折磨七天六晚,房子也被抵了账。
后来,经已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的刘钟谐和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处处长杨海潮等老地下党员的证明,1973年,常才恢复了党籍。1984年,常绪棠在宁夏惠民 县被转为离休干部。1985年,移民返迁时常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严通村,直至1989年12月逝世。
9、游荡的移民部落
1958年2月,马连保被押送回陶乐月牙湖后,他们村在苦水井村附近的安置点已撤消了。原来,马连保等34人集体逃亡后,当地政府组织力量抓获,有20多 人刚回家就被逮住遣返回了月牙湖。这些人同看管他们的移民干部一起在那里开荒30多亩种下麦子。一个多月过去了,麦地里仍不见动静;却发现成群结队的老鼠 在地里忙忙碌碌,把麦地掏得大洞小眼,刨开麦地一看,才发现沙化的盐碱地由于缺水,播下的麦种全都“无动于衷”,成了老鼠的美餐。于是,豫安村的先遣队员 们只好迁到了离陶乐15公里处的沟湾子。
沟湾子解放初属该县第三乡的所在地,但风沙、缺水等原因很快就逼迫第三乡政府所在地另迁它地。逃亡者马连保被遣送到沟湾子时,因所有移民都对在地下挖的 “宫殿”有逆反心理,坚决不愿住在那样的“棺材”里。所以,到了沟湾子,马连保与那些逃亡的“同案者”在移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监视下;把土挖松,用水泡湿 再用石碾碾实,用钢丝切成砖,然后开始建房。
干部动员大家:多建些房,准备迎接家乡的父老乡亲。马连保等人用好几个月时间建了三十多间土坯房,家乡的父老乡亲到陶乐还没来得及住进去,一场暴风把沟湾 子方圆七八公里都变成了沙丘,先遣队的人差点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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