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领导评价“刘松同志阶级斗争敏感性强”，工作中“敢干敢斗敢拼”。偷盗集体红薯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自然会引起驻该队干部刘松的注意，他亲临现场勘验，了解情况，排查作案者……
刘松志在必得——参加工作后，尽管“阶级斗争敏感性强”，工作中“敢干敢斗敢拼”，但因没有太多业绩，还是影响了提拔。所以，从接到报案后，刘松脑海里马上产生了斗争“灵感”：办好此事，争取进步！
六十年代初，具有刘松这种素质的干部是很容易“进步”的——在破获梁洲大队三队红薯盗窃案不久，因“打击盗窃活动”有功，刘松调任罗家洼公社治保主任。此后，刘“治保”“治理”自己辖下的移民更起劲了——为了让一个叫李显明的移民交代上访的“罪行”，他采用“吊”、“抽”、“烤”等种种酷刑苦苦相逼。李显明不堪折磨，投井而亡……
对李显明的寻死，受到降级处分的刘松一直想不通：不就挨了点皮肉之苦
吗，至于寻死吗？当初，破获梁洲大队的案件时，案犯受的刑还比这狠呢……
的确，对梁洲大队盗窃案的“案犯”是够狠的。红薯被盗之初，大队、生产队干部都把怀疑的重点放在了朝邑县鲁安村来的移民身上。说这伙人都是解放前从山东逃荒到朝邑黄河滩安家的，这次修三门峡电站一下就迁移了46户到梁洲大队。平时，他们爱抱团，爱打架闹事，最难管理。他们来梁洲大队后，一直闹没有粮食吃，漫山遍野挖野菜。如今，这红薯接二连三地被盗，肯定是移民干的。大队、生产队干部都建议先抓几个来审，趁此机会治治那些不守规矩的移民；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刘松没敢轻举妄动。自库区移民迁移到安置区后，不断出现的一些事件已引起了不少风波——前不久，白水县四关公社一个叫兰新和的移民因缺粮而把自己的女儿以100斤玉米卖给黄龙的一户人家，对方给了粮食前去领人时，舍不得把女儿给别人的兰新和与其商议，让女儿在家再住一段时间。后来，买主再去领人，已把100斤玉米吃完的兰和新仍不给人。双方发生冲突，兰将对方杀死后自杀。此事在安置区干部中传达后，人们莫不惊惶。
澄城县的移民为粮食、为居住等问题也出现了不少恶****件：杨家洼大队王学林的婆姨误吃有毒野菜被毒死后，留下一双儿女没人照料，成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无法甩掉的“包袱”。
庄头公社移民杨志文一家九口挤在一间有问题的窑洞里，窑洞垮塌后把全家人都埋在里面，无一生还。公社瞒报此事，移民四处告状，闹得满城风雨……
眼下这种偷盗集体红薯的事情虽然极有可能是移民干的，但刘松想到：捉奸捉双，抓贼抓脏，没根没据，抓来的移民不承认怎么办？于是，他对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说：“还是你们辛苦一下，来个人脏俱获再收拾他们，到时这些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当天，刘松调兵遣将，布置了几拨人马每天晚上都在三队的红薯地周围蹲守。才布置下去三天，蹲守就马到功成，作案者连连落网，四个偷盗红薯的人被当场拿下——但偷盗者是本地生产队的社员——这与刘松和村干部们要“给移民一个下马威”的盘算相差甚远。于是，“盗贼”被毫发无损地放掉，“盗窃案”不了了之。
刘松指示：再抓！不相信那些移民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又是三天过去了，现在又有“盗贼”被抓，刘松有点紧张，隔着门问杨兵：“盗窃犯是谁？该不会又是本生产队的社员吧？”
“刘干事，这回是移民，叫贾坤（化名）！”
“这些家伙，终于碰到我手上了！”刘松一下兴奋起来，拉开门，边扣衣服边对杨兵一挥手：走！审审去！
审讯室设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主席台的桌上放着本案的全部证据——三棵红薯（共5斤），一根小木棍和一个口袋。
借助昏暗的灯光，刘松这才看清：“盗窃犯”贾坤已被“办案人员”像捆粽子一样五花大绑着扔在地上。也许是太热，或者是捆得太紧，贾坤满头大汗，皱着眉头不停呲牙咧嘴地扭动着身子。
刘松在主席台中间坐定，“办案人员”分坐两边，审讯开始。
先是心理战术，政策攻心。刘松用少得可怜的法律知识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讲“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讲“贾坤，你的唯一出路是把啥都竹桶倒豆子”……
贾坤没有“把啥都竹桶倒豆子”，而是在地上小声呻吟。政策攻心显然没有见效。
刘松及时调整审讯方式，一拍桌子厉声问道：“贾坤，知道你犯下了什么罪行吗？”
贾坤咧咧嘴仍没有回答——他被捆的双手血脉不通，疼痛难忍，其思维很难集中到“罪行”的概念上。更重要的是，他也实在搞不清楚那五斤红薯会给自构成一个怎样严厉的罪行和惩罚。
见贾坤不吱声，刘松火了，咬牙切齿地一声高吼，“妈的，跪下！”并将皮带往桌上重重地一拍。杨兵等几个“办案人员”也立即声色俱厉地喝道：“跪下！”
贾坤大概是被眼前的阵势吓懵了，他仍弓着身子躺在那里。气急败坏的刘松和几个“办案人员”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和皮带飞扬，贾坤终于被人卡着脖子跪下了。
“你顽固不化是吧？你不愿说是吧？我替你说！”刘松把声音突然提高一个八度自问自答道：你这是不折不扣的破坏农业生产的盗窃犯罪！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我们刘家洼公社梁家庄大队的具体反映！我们要严惩不待——把你弄到大队里去批斗，抓你去游街……
贾坤终于开口了，“刘干事，不，刘同志，千万不能把我弄去批斗游街！那样了，我今后怎么在梁洲大队活呀！”
刘松冷笑道：“你还想在梁洲大队活？凭你的罪行，把你判刑后送去劳改都算轻的了！”
贾坤吓哭了，“不能呀！我坐牢了，我父母、孩子谁养？”
刘松马上“指出路”：不批斗游街坐牢也可以，但你必须交代，你的同党是谁？指使你作案的是谁？前几次盗窃集体的红薯的又是谁？你们移民是不是有个盗窃团伙？这个团伙的头是谁？骨干分子又有哪些人？你们的作案目的是什么？只要你如实交代了这些问题，我可以保你既不批斗游街，也不坐牢……
刘松的意图十分明显：要通过贾坤这条线索破一个移民盗窃团伙案，这样，不仅自己可以“进步”，还可以杀鸡给猴看，震慑整个安置区的移民！
贾坤却在心里暗暗叫苦：天呀！因为父母和两个孩子两天都没东西吃，自己才大着胆子去偷了三棵红薯，现在怎么偷出了个“移民盗窃团伙”？还有什么头目、骨干、目的什么的，这叫我到哪里找这些呀！
他忍着痛解释说：“到安置区后，我家人口多，分那点粮食不到夏天就吃光了。没办法，只好到当地老社员那里去借粮，讲好借一斤还两斤。前不久，队里借给我的秋荒粮全还账了，一还账家里就又揭不开锅盖了……”
贾坤还未讲完，杨兵上前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妈的，谁听你哭穷，交代是谁指使你去偷红薯的！”
“真的没人指使呀！一家人两天没东西吃，小孩饿得嗓子都哭哑了。开初，我……我还……”说到这里，贾坤吞吞吐吐，不敢往下说。刘松一拍桌子，“说！你还什么？”办案人员也高声喝问：“讲！”“快讲！你还什么？”
见不说不行，贾坤压低声音嘟哝道：“我本来也不敢去偷，怕抓住后挨打，名声也不好。但见前几天偷红薯的人抓住后又悄悄放了，所以，就大着胆子来偷了……”
“少诡辩！交代你们的团伙、骨干和头目。”没容贾坤讲完，“办案人员”打断了他的“诡辩”。
贾坤着急地向刘松分辨：“刘干事，真的没有团伙、骨干和头目呀！”
“哼，没有？鬼才相信。”杨兵接过话冷笑着骂道：“你们这些移民，天生的强盗，像你妈一群入侵者，跑来占我们的土地分我们的粮不说，还偷集体财产！”
其他几个“办案人员”也破口大骂：“什么移民，你他妈的全是贱民！”
“移民没一个好东西，全是偷鸡摸狗的强盗！”
“贾坤，你说，除了我们拉的屎你们移民没偷过外，还有什么没偷过？”
“哈哈哈……”一伙人觉得通过贾坤对移民的辱骂、蔑视很解气，边骂边开心地狂笑。
辱骂使贾坤非常不服，他“顶嘴”了。“本地的社员偷红薯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处罚，不这样辱骂他们？太不一视同仁了！太不公平了……”刘松等人听后先是一愣，接着，“哄”地一声笑了起来——他们觉得成天扛着锄头“修理地球”，连大荔县界都没有出过的贾坤有这种思想太可笑了。
贾坤的确有些“可笑”。他竟然不懂“花有几样红，人与人不同”这样浅显的理儿！在安置区，移民同本地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内外有别”的：当地社员叫“老社员”，移民叫“新社员”。新、老之间，将同为农民的人划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等级。当兵、招工，当地人优先，一般轮不到新社员的子女。连生产队看守庄稼这种活儿，也只能由老社员去干，没有新社员的份，而生产队的重活、苦活、脏活又从来都是新社员的“专利”。
最令新社员们不解、不平的是，当地人每人有三分土的自留地，新社员却没有。要求给新社员分自留地的问题在会议上提出后，当地人白他们一眼，满脸讥诮和不屑：分了我们的粮种了我们的田还想分我们的地，你们移民是打土豪夺天下的绿林好汉啊？
到后来，歧视基本公开化了。渭北澄城县冯原镇迪家河村，一个姓李的当地人偷了一小车玉米被抓住后大队干部高抬了贵手，但新社员张某偷了五个玉米棒却被大队干部抓了典型，不但在大队开会对其批斗，还扣掉了张某100斤基本口粮。此后，不光是被批斗的张某，整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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