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乱，我救的那个日本人，没有人知道，也没人管，所以没受到冲击。相反，我还是治安组长、初级社副组长，哪次都受表扬。在大荔县领过几次奖。后来，这个日本女人的侄儿把她接到了日本。
朱金定听了“司令”的这段自述马上说：对日本女人情况的介绍，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吹牛。那日本女人就是我们豫安村的，她五队，我四队，1959年我们往澄城迁时，她就已经四十来岁了，怎么可能1944年苗老汉在黄河上救下的是一个十几岁的日本姑娘？
“谢记者，你是要写纪实作品，不能听老汉瞎说。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写进书里就不好了！”苗福群的两个“秘书”都对昔日的“司令”较起真来，一个并不重要的素材，他俩却拉上记者跑十多里路去采访当年给日本女人办回国手续的李章成。
李章成原系陕西省火电厂驾驶员，退休后住在大荔豫安村。也许是他及他的家庭同日本女人接触时间较长，对这个被外界传得神神秘秘的日本女人，他了如指掌。
李章成说，这个日本女人的中国名字叫王竹英，日本名叫世谷初音。日本高知县左喜兵町人。上学时，她的老师就教育她，“中国的咸阳才是你的老家，要记住老家，要打回老家去。”
世谷初音的姑父是一个以经商作掩护的日本特务。1936年，姑父将16岁的世谷初音带到了大连，两年后将其嫁给了一个日本大佐。大佐战死中国东北，姑父又想把世谷初音嫁给一个中国官僚当三房，世谷初音坚决不从。姑父就让其在家中当佣人，在生活上折磨她。1945年，日本战败，姑父逃回日本，把世谷初音扔在了战火纷飞的东北战场。在东北当中央军的山东人刘传会把流浪在街头的世谷初音“捡”回了老家，隐姓改名为王竹英。但刘的母亲不喜欢这个说话有些依哩哇啦并且没有生育的王竹英（在她拒绝给人当三房后，她的姑父暗中给她吃了绝育的药）。1947年，山东黄河发大水，对王竹英情深意篤的刘传会只好带上爱妻逃难到了陕西大荔豫安村，对外称王竹英是大连人。这样的经历似乎正印证了老师当初“咸阳才是你老家”的教育——大荔豫安村距咸阳不到100公里。
1959年，王竹英随豫安村的移民迁往澄城县王庄乡石家洼村，在那个缺水缺粮的村子里，饥饿和疾病夺去了刘传会的生命。从此，王竹英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她再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后来，苗福群闹返库，王竹英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与移民一起回到库区抢收农场的庄稼，抢种农建团的土地。因有文化，又见多识广，还常给没有多少文化的苗福群出些主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快近六旬的王竹英同李章成家成了邻居，这位善良的日本女人常帮李家干活、带孩子，对李章成也视如己出，久了，李家人也像待自己的老人一样待着王竹英。
这样的关系才使李章成有机会发现王竹英的日本籍身份——一次，李章成摔断了左手，在家养伤时，王竹英上门帮李干些换药、护理之类的事。李章成发现：王竹英总是跪在地上给自己换药和护理。他不禁突然想到电影中那些日本女人常跪着做事的样子。李章成忍不住问王竹英，“王婆婆，你是不是日本人？”王竹英一愣，摇摇头。但过了片刻，她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告诉李章成，她在日本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根据王竹英提供的地址，李章成多次去信与她的弟弟联系。1984年，终于可以回国同亲人团聚的王竹英非常同情库区移民的遭遇，临行前，她准备将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收为养子，让其到日本学习、深造，回国后继续为移民返库的事情进行工作。只是因为时间关系，未能给聂办好护照等出国手续。
18、马湖会议
几年后，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再次引发被控制已久的返库风波——1978年，中国出现的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打破了“****所有，队为基础”的统一经营模式。同时，实行政社分设的重要改革，重新建立乡政府作为政权的基层单位，在村一级建立了农民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下设村民小组，分别管理本村、组范围内的各种社会事务。经过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此，农民走进了希望的田野。土地使用权的松动、扩大再次唤醒了移民对故土的渴求。他们的心思又飞向了库区那片沃土。
然而，就在他们对渭河平原那一大片广袤的土地魂牵梦绕之时，新的土地占有者却在他们“搬迁”之后不断涌进了移民们曾经的家园。
作家冷梦对新的土地占有者涌入并吞噬三门峡库区那片土地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
第一批到来者，是库区周围的社队。当黑油油的广袤土地裸露在他们眼前，视土地如生命的农民不可能不动心。他们来了，像是武工队或者游击队，赶着牲口，犁开这片土地，撒下麦种，收获的季节便理直气壮地割麦秋收。移民们匆匆迁走后，丢弃在荒芜土地上的砖瓦木料，成了他们顺手牵羊的战利品。对这些库边队农民来说，拉上一车砖算一车砖，收上一季庄稼算一季庄稼，因为他们心里清清楚楚，这片土地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只能零零星星的、胆怯的，或者说鬼鬼祟祟地捡点便宜捞点好处。当然，如果可能的时候，比如说，地界恰好与移民的土地相毗连，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偷偷摸摸地向前推进，蚕吃桑叶般地蚕食一部分土地，此后便堂而皇之据为己有了。
再来者，可不那么胆怯了。
毛泽东发出了“大办农业”的伟大号召，百万亩关中沃野的荒芜正好成了新占有者大显身手的场所，一支支“垦荒队”进驻库区，最鼎盛时期，这里有五十多万亩土地隶属于209个单位。这209个新主人绝大多数是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他们有着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既然这片土地是共和国所有，那么国家的土地国有单位耕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而他们的占有是理直气壮的。
后来随着历史的衍变，一些小农场撤销，一些合并，最后形成三大农场：沙苑农场、朝邑农场、华阴农场。三大农场均国有性质，共占地三十多万亩。此外，还有机关、社队的78个小农场。
如此众多的地方上的大小农场，也并没有耕种完这么一片广袤土地。军队开始介入。
“文化大革命中”，驻陕的地方部队、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各兵种、军事科研单位以及野战军部队，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这片闲置下来的土地。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耕种自己祖国的土地父母的土地似乎也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于是，各种番号的部队一支支、一队队浩浩荡荡开进陕西三门峡库区。军队也形成三大农场：兰州军区华阴农场和雨林农场，兰州空军大荔农场，共占地十六万多亩。另有四个靶场：兰州军区空军轰炸靶场、兵器工业部五一靶场、国防科工委华阴试验场和朝邑试验场。除此之外，还有三四十家部队小农场……
当时的情况非常奇特，据大荔县委某书记回忆，“文革”中，大荔县政府瘫痪，以县武装部长为首成立了“大荔县革命第一线指挥部”，当四面八方的部队伸手要库区土地的时候，这位叫丁××的武装部长一一慨然应诺，开上辆吉普车，以车轱辘辗过的履痕算作地界。
1975年，兰州军区一位副军长驱车来到陕西三门峡库区，此行他办了一件事：当时农建六师在库区占了一大片土地，六师属部队序列，副军长来，让其让出一部分土地，这片土地就是现在的“雨林农场”。这件事的起因，是有关部门批准新成立的雨林农场在陕西合阳县一带的新民滩围垦，新民滩地处黄河滩盐碱地，自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副军长稍稍动动唇舌，新民滩的盐碱地“掉包”成了原属大荔县雨林乡的上好肥田。
1984年，陕西省在那份《关于库区土地的划拨手续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当时很多单位划拨使用库区土地时，有的是原省革委会个别领导圈定的；有的是部队首长召集军队有关单位和在地方“支左”的军队领导开会确定的；有的是用地单位和没有批准土地权的基层单位（如农场、潼关滩管会等）互相协商转让的；还有的是单方面划定的地界（如第三十一基地华阴靶场）；有的是借用的，而且少借多占（如兰空农场等）……
就这样，库区的百万亩土地（其中七十五万亩耕地）在未进行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如此发生了利益转移。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吞没了土地使用权的集体性质，几十万农民至此丧失了他们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
此刻，那些被驱赶出家园的移民真正急了，读过私塾、移民前在大荔县韦林乡代课教过书并当过生产队长，后来迁移到蒲城县马湖乡的王福义首先喝问：土之不存，人将焉附？
王福义是一个非常恋乡恋土之人。到安置区后，他仍十分留恋自己在韦林乡望仙观村的老家，留恋村口的那棵根裸于外、树上吊口大钟的古柳树，他甚至留恋“给地主熬活”的日子。他曾盘算：一年能挣3担粮。6担小麦能买一亩地，只要劳动好，3年就能当个户主。
1959年秋，快近不惑之年的王福义没能当上“户主”成了移民。这个当年应划归为“小资”的教书匠在大是大非上从不含糊，政府要把他认为很不错的家园连同他领导的生产队都作为三门峡水库的库区，给300块钱让他到安置区“重建家园”，他认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不会错，二话不说，带上一家五口便离开“关中白心菜”朝邑沙苑滩。
很快，王福义成了一种有觉悟的移民榜样树在了所有移民面前，县、乡干部们向移民宣传：看看王福义，人家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他都能去安置区，你们有啥去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