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移民也一改爱随便到农工处“借”菜“借”粮“借”柴的习气，在事实上不授人以柄。同时，尽量减少摩擦，与农工发生纠纷，移民总是尽量让着，避免更大的冲突。
不但如此，移民司令们还派出移民去帮农工干活，教他们种地——目的很明显，他们想以改善移民同农工的关系，以达到长期留下，和平共处的目的。
这是政府干部绝对不愿看到的结局。农工不出手，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了，渭南地区领导亲临华阴、大荔指挥县、乡、村的干部们倾巢出动，对沙苑滩、朝邑滩、华阴滩的移民进行了“包干清除”。
平息1964年的种地风波使库区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思想动员，先礼后兵；“擒贼先擒王”，抓主要矛盾；人海战术，以多胜少都是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
这次，干部们又成功运用了“掐头头”战术：以谈话、商量事等借口，同时将所有“清除点”的大小移民司令和头目弄进了“坏头头学习班”，对其严厉管教并辅之以分化瓦解等手段。果然，仅仅几天，“学习班”里的“坏头头”们便纷纷投降，写出了悔过书和不再闹返库的保证书。与此同时，政府调动大批车辆将溃散在库区的移民强行拉回了安置区。
第四章 田园将芜胡不归
20、“返库自救”
农工点燃的庵棚渐渐熄灭，库区狼烟慢慢消散，王福义溃败的队伍捂着新添的伤口，狼狈不堪地逃回了陕北高塬“渴死寡妇”的马湖，刘怀荣、苗福群、陈文山的人马也在当地政府组织的“清除”中土崩瓦解，四下逃窜。政府强拉移民回安置区的车队扬起的尘土渐渐落定后，充满杀气和呐喊的库区重归宁静。
失败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伺机卷土重来。很快，渭北平原的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境内那几大片卤泊滩和盐碱洼地出现的新的躁动——十多年了，安置在这一区域的五万多原华阴滩移民一直忍受着苦涩的盐碱水和缺衣少粮的生活熬煎。1964年以来，王志义、苗福群、王福义等人在库区刮起的返库风暴也一次次勾起了五万华阴人对故土的怀念，他们也曾积极卷入那汹涌的风暴，虽未进入风暴的中心，但辽阔的华阴滩也一次次洒下了他们在农场争地夺粮时流下的血与泪。
王福义溃散的队伍刚刚消逝在茫茫的蒲城塬上，华阴滩五万移民的“司令”刘怀荣已开始酝酿下一场更大的返库风暴。这种“酝酿”或者说“预谋”的决心是艰难的——“刘司令”生活的地方是中国，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官为本”的国家——无权无势的人叫“布衣百姓”，百姓把自己叫“贱民”而称官员为“父母官”，什么“官尊民卑”，什么“民心似铁，官法如炉”，什么“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这些成语民谚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善良的中国百姓。世世代代以耕种劳作为生的农民，心底里更是惧怕政府，有着一种天生“良民”、“顺民”的品德，只要有地种有饭吃，只要当官的不把他们逼到绝路，他们是万万不会“上梁山”的——即使是因政府干部之错，他们稍有“顶撞”，略有“抗旨不尊”，他们自己也会在一种大逆不道的负罪感下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在中国，没有——或者说很少有那种想和政府或愿同官员作对的百姓，不进入生活的绝境，他们绝对没有胆量和勇气揭竿而起，不是非常原因，谁也会作国家的良民而决不去做政府的刁民。
何况，刘怀荣还不仅仅只是一个良民——当初，他领导下的义合乡义升村三队丰衣足食，富甲一方。政府修三门峡水库要求“迁一家，保万家”时，刘怀荣二话不说，未与家人商量就毫不犹豫地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报到了赴宁夏的先遣队。他麾下的160多户600余众也被他动员出了库区。即使在安置区喝着不能喝的苦涩的盐碱水和令人作呕的窖水，即使他的父母被饿死在遥远的宁夏沙漠里，他对政府、对国家的移民政策也没有半点怨言。这种气度，这种表现，不管是对国家对政府，还是对管理百姓的官员，刘怀荣无疑都应该算作一个标准的顺民和良民……
要不是后来三门峡水库高程的改变使库区露出了那么多诱人的土地，要不是部队和省城的机关单位以国有所有制的名义并吞了移民集体所有制在库区的那些土地，或者是安置区的粮够吃，能解决饮用水问题，老社员能不歧视移民，或者是到库区“拉吊庄”不老被追得鸡飞狗跳，刘怀荣肯定会把这个顺民和良民永远当下去……
刘怀荣曾这样告诉过记者：有时，我在想，假如仅仅只是自己失去了土地，只是自己过不下去，只是自己在安置区受歧视，那我也就认了。然而，关中东部几十万和自己一样的农民都同样丧失了土地，都同样过不下去，都同样在安置区受歧视，这就使人有些忍无可忍了。
这种移民背景下，“刘司令”身上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古代义士秉性自然也就显露了出来。
他觉得，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不“闹”不行，就“闹”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于是，他加入了“闹返库”的队伍，站进了王志义、苗福群、王福义等被人视为“刁民”的行列。站在这个行列里，刘怀荣顿生几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和为民争利的豪气。他知道，这个行列里的人，无论是怯懦的还是勇敢的，鲁莽的还是工于心计的，轻率的还是深思熟虑的，无论过去是“良民”还是“刁民”，无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先进或落后，只要迈出这一步，即意味着自己已脱离了农家人恪守的“乐天知命”的旧有轨道，闯下了“犯上作乱”的弥天大祸。
然而，刘怀荣仍硬着头皮往下走，走进离“良民”标准越来越远的地方，走进他无法预知福祸吉凶的暴风雨中。
刘怀荣并没有人云亦云地胡闹。他始终把握一个原则：作为本来就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的移民，只以返库和种地为目的，返库中要“闹”得有理有节，不违法违规。他知道：这返库“闹”得出了“界”，或超出了国家和政府容忍退让的底线，就会有一柄达摩克斯利剑从天而降，就会有诸如“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治安”之类的罪名让你去领受牢狱之灾。
尽管后来他也没能躲过那个“破坏社会治安”的罪名，但对各次返库失败教训的吸取不仅使他避开了更多的罪名，而且也为移民最后成功返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王志义等人的锒铛入狱使他明白了“闹”的尺度和界线，对“闹”的分寸有了更加准确的拿捏；在苗福群的屡“闹”屡败和屡败屡闹的“闹”腾中，他学到了坚韧，也悟出了“斗争策略”；从王福义的失利中，他知道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进库前就首先派人去摸农场领导及农工对移
民的态度，搞清哪个农场可利用，哪个连队应作为攻击对象；不久后的“清明祭祖返里”行动失败后，他和王福义等人都有了“硬弄不行，得边返库边上告，把问题反映到上边”的醒悟……
有了丰富经验的“刘司令”以布衣百姓少有的睿智在既要“闹”返库又不违法违规之间寻找着平衡。他说：返库的事不“闹”则罢，“闹”就要闹得有理，“闹”得成功，至少，“闹”返库不要授人以柄，闹得自己不能脱身，闹得入狱坐牢……
在这样的原则下，1982年返库前，刘怀荣首先开了一个大会，让移民了解自己设计的返库“蓝图”。这个会是1981年11月的一天在稼店乡司家村开的。
会场布置得很气派很有声势，四面的墙上、树上都插满了红旗，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从村里贴到了乡上。
会场上，“移民返库动员大会”的会标和两边“返库有理，种地有权，彻底解决，只有返迁”的口号遒劲有力，很有气势。
会议规模很大，一万多与会者把村里的打麦场挤得满满的，周围的空地里也全是人。参会者很广泛：华阴八个乡的移民来了，渭北五县（蒲城、富平、澄城、合阳、白水）的移民代表也来了，稼店乡政府的干部也来了——他们是得知消息后准备来搅局的，但一看会场周围站满了手持棍棒，随时准备与人恶斗的年轻人，干部们只好放弃兴师问罪的打算，站在场外暗暗监视会议动向。为会议担任警戒的年轻人挑衅道：“乡领导，该干嘛就干嘛去吧，用不着你们站岗放哨了！”
“放心吧！谁敢捣乱，我们一定把他揍得屁滚尿流！”
“回去吧，我们可没给你们安排吃喝……”
“今天人多，你们的安全有什么闪失可没有人负责。”
在会场警戒者的威胁和驱赶下，乡干部们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
会议在掌声和口号声中开始。各县代表发言后，华阴的代表也表达了坚决返库的决心，最后，刘怀荣讲话。这位在各县移民中有较高威望的“司令”历数移民的苦
难，痛陈一年来粮食歉收，移民生活的艰辛，然后指出，只有返库夺回土地，生产自救，才是移民的唯一活路。
接下来，“刘司令”在一片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中部署：1982年正月15日返库。各县参加返库的一个村分成一个点（华阴共60个点），每个点制作一面旗帜；一个点准备五口锅灶，一个县安排一个医生。每个返库者都要带足粮食和农具……
为了使返库万无一失，司家村会议后，刘怀荣分五个组对会议布置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同时，于1982年的正月初九派出三个“侦查员”到库区摸情况。
一切准备就绪，正月15如期而至。又一次返库浪潮呼啸奔涌着卷向库区。
《渭南移民志》说：1982年，移民返库，由旱塬地区发展到平源灌区，返库地点，由朝邑滩发展到华阴滩，返库移民在3000多人次。他们携带口粮、种籽、牲口农具，涌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