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思英说：“我们每个团都有12个连，我所在的五连120多人。我们到许庄时，那里已没有村庄的特征了，原来的农民已经迁移，房屋被拆得七零八落，树也被砍光。我们只好把帐棚搭在农民房屋的残垣断壁上。后来又用移民留下的旧砖头、旧门窗框搭建新屋，从黄河滩割来芦苇盖到房顶。晚上，睡在自己修建的屋子，听门外狐叫狼嚎，白天在黄河滩放火烧荒，让拖拉机复耕撂荒的土地。虽然辛苦，有时甚至十分害怕，但那时年轻，还觉得这种生活浪漫、刺激，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到了1965年，库区撂荒的土地大部分被复耕时，土地原来的主人回来了。移民和农工对土地的争夺从此此消彼涨，日益严重。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移民对农场的土地和粮食的抢夺达到了白热化状态，使库区刀光剑影、充满血腥，有时，双方间的拉锯战形成了“天天有小打，一月一大打”的局面。黄思英至今还记得：“每次打架，都是男知青手持刀棍在前拼打，我们女知青搞后勤，给前线的战斗人员送饭送水，为伤员包扎……”
1984年5月下旬，农工趁着夜色点燃了朝邑滩移民的十多个庵棚，惹怒了返库的移民，四百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在库区横冲直撞，东拼西杀，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靡，打得沿途农工狼狈逃窜。此战不仅令农工谈移民色变，还导致大片土地丢失。到了1985年前后，朝邑滩的南滩区、北滩区近五千亩土地已落移民之手，华阴滩、沙湾滩的数千亩土地也被移民强耕。奇怪的是，为争土地而爆发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打斗却渐渐停息下来，势不两立的土地争夺者暗中握手言和，“联合一致”。
如今，移民和农工“休战”的原因和过程已湮没在漫漫时光里，有据可查的只有这样的事实：从西安到库区的知青多数人1968年以后陆续结婚，相当一部分人娶的是农村媳妇，里面有不少人娶了移民的女儿，这部分知青没能回西安或渭南，如今仍生活在三门峡库区，成了那个时代稀有的“遗物”而存在于库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怀荣等“司令”就瞄上了这批“遗物”。提出：农工是被哄骗到库区的，要利用移民女婿的关系，与农工交朋友，避免与其发生冲突，争取成为同盟，和平共处。
对失地移民的同情和着亲情血缘关系的渗入，移民和农工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乡政府的干部们终于发现：“农场职工和移民穿一条裤子，”
库区的关系还不只是亲情的融合，在对土地长期争夺的那些打斗中，也形成了不少“不打不相识”的“冤家朋友”。移民侯正亮和农工顾石强在一次抢收抢割的械斗中狭路相逢，当同伙挥起的木棒眼看就要砸向顾石强的脑袋时，侯正亮扑上前推开了挥拳相向的“敌人”顾石强，自己的后背却重重地挨了一棒。顾石强记住了侯正亮的救命之恩。那次械斗后，两个不同阵营的年轻人成了朋友。
两个人的私人关系慢慢在移民和农工中扩散——双方的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一边就着花生喝酒，一边聊天沟通。移民告诉农工：你们这些城里人放着城市舒坦的日子不过，跑到农村种甚地？你们哪是种地的料？难道你们还没有吃够种地的苦？即使你们愿意在这里种地，难道你们还想你们的子孙也都脸朝黄土背天？世世代代都当“地球修理工”？
这样的问题勾起了农工们的心事。这批六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已在二十多年“战天斗地”的风吹雨打中熬尽了昔日的狂热和天真，开始魂牵梦绕那座生养他们的古都。
然而，农工的身份已堵死了他们的回城之路。在与移民的沟通中，农工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移民只要求收回土地，如果农场把土地归还给移民，那么，农工就无地可种；无地可种的结局自然是返城安排……
明白了各自的利益和前途后，农工和移民开始串通一气：移民返库抢占土地，农工不战而逃，让出地盘和住宿的地方，把大片的庄稼让移民去收割。农工甚至还暗中出钱支持移民去抢占“黄河管理处”的土地。“收复”了土地、房屋和粮食的移民从此同农工相安无事，昔日水火难容的移民和农工终于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也有不肯“配合”的农工，他们既不肯让出分给他们的“工资田”，也不愿让移民住进“连队”分给他们的房子。
根据刘怀荣“司令”的部署：对这一部分人，要毫不客气地“硬端”——强占房屋并抢收他们的庄稼。慑于移民人多势众，这一小部分农工不敢轻举妄动了，只有忍气吞声地看着山里来的移民在“光复”的土地上“狂妄”地挥动着红旗庆祝胜利，在肥沃的土地上规划播种和建设——刘怀荣指挥移民在“连队”周围修房造屋，在农场的猪圈里养猪，在抢来的田里种上优质花生，那架势完全是既来之，则安之。
望着那些犹如1949年获得土地的农民一样欣喜若狂的移民，那些不肯让出“工资田”而又最终丢了领地的农工们心里几分失落，几分无奈，同时也生出了几分豁达，他们无可奈何地明白：移民本来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如今，他们夺回土地，完全是名正言顺之事。而自己本来就是城里人，师出无名地跑来占人土地，夺人“饭碗”几十年，如今，领地已失，“饭碗”既丢，自己也该哪里来回哪里去了……
农工们想回家了，令他们为难的是，没有谁给他们办理回城的“路条”。
农工中的回城激进派暗中请来移民一起策划回城之路——很快，蓄谋已久的回城计划经过一番仓促的商议和准备后开始实施了。一幅“移民要返库，农工要回城”的横幅标语决定了这场进城请愿的性质和目的，移民和农工的共同参与把两个不同的群体的命运捆绑到了在一起。陕西移民办原主任赵建华（化名）在《三门峡库区移民的渴望》中写道：移民闹返库，库区国营农场农工跟着闹返城，1985年5月发生了成千名农工打着“移民要返库，农工要回城”的牌子，乘坐八十余辆卡车、拖拉机游行西安大街，并包围冲击省委、省政府，长达七天之久。
黄思英至今还记得：“1985年五一前，就有人来动员、串联我们。库区农工每户出一个人，有的还一户去两个，几个团都去了人，有的中层干部都参加了。”
据部分农工和移民回忆，这次进西安的农工约两千号人。交通工具大多是用农场的卡车或在外租车，也有移民主动用他们的拖拉机把农工运到百余公里外的西安，还有部分农工则到华山车站乘火车进入西安。
5月1日那天，两千农工汇集西安北郊，开着卡车、拖拉机，打着“移民要返库，农工要进城”的横幅，举着红旗向城内挺进，徒步游行的农工扛着红旗，打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标语紧随其后，车和人流组成了一条长达几公里的长龙，浩浩荡荡，拥入西安，从解放路直奔省政府。大家一路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农工的车和人本来就多，路人的观望更引起了交通的拥堵。到省政府后，农工把办公大楼堵得水泄不通。
黄思英回忆说：“堵了一会儿，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出来讲话，要我们回去，说这样围堵政府办公楼是违法的。他的话惹怒了农工，大家呼着口号，高声叫骂着向他逼了过去，吓得那个当官的赶紧退回楼内”。
之后，再没有人理会这群高呼“移民要返库，农工要进城”等口号的人了。部份农工冲进大楼，像胆大包天的孙猴子大闹天宫，到省政府的机关食堂见饭就吃，到办公室端起官员们的香茶就喝，翻开文件夹就看。有的撵走工作人员后坐进藤椅把脚翘到办公桌上得意地晃悠，有的躺在沙发里睡觉，有的甚至把工作人员写好的文稿撕去上厕所。一时间，无法无天的“示威者”搅得省政府机关干部办不成公，搅得省府很多机关工作瘫痪。
25、“政府尊严”
农工在省政府共闹腾了七天。后来是怎么撤走，省政府又是怎么解决此事等问题如今已无从考证，参加过那场“回城请愿”的农工们对这场游行示威的记忆，也都只剩下一些零散而片面的叙说，谁也不能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完整地说清道明——因为，在那几天里，参加“示威”的农工开头还基本上是以团为单位轮流着去省政府“上访”，也基本是一个团或一个连队聚集在一起，但在冲击政府大楼后，大家便处于一种“有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他们或在办公楼里胡冲瞎闯，或在大楼外狂呼乱叫，饿了就三五成群地离开队伍去街上买东西吃，天黑了，大家就四散而去，等到第二天再东一伙西一群地聚到省政府大楼前接着闹腾。有的见政府的领导不出来“接招”，预料闹不出个名堂，便有些灰心丧气，或打道回府，或回到西安家中，半途而废了他们的请愿和示威。所以，谁是坚持到最后的人，谁听到了省领导的承诺，政府是否有什么“说法”，在记者采访的几个农工中，竟无人能够知晓。他们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好像是第七天，省政府有一个什么处的处长手持电喇叭对乱轰轰的人群嚷道：大家都回去，中央和省里都研究了，农工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于是，大家便满心欢喜同时又有点提心吊胆地跟着到西安接人的农建师领导回到了库区。
记者曾经试图把丰富这段历史写作素材的希望寄托在据说在那场农工进城请愿中帮其出谋划策，为其组织调遣过交通工具的刘怀荣“司令”身上。但“刘司令”在讲述时也只能把这段并不遥远的记忆一笔带过，那场规模巨大的“请愿示威”似乎已在他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他讲不清参加请愿者的大概人数，讲不清请愿的现场气氛，讲不清请愿爆发时情景，更讲不清请愿示威的怒潮如何消退……
不过，这场农工进城请愿的效果和结局是圆满的。这场惊动陕西省委、省府的请愿也惊动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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