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背，在人们眼里变得越来越渺小和无足轻重。大多数时间，这位一身破衣，总散发出一种酸臭的老汉的脸部都被迫呈七十度左右的角度俯视地面，只有听到雷声时，他才会使劲后倾着身子，吃力地抬起头，仰起那张已经沟壑密布的脸膛，用手在他那双早已浑浊，早以没有欲望的眼睛上方搭一“凉棚”，向天空张望那些翻滚的乌云和不断闪击的雷电——他怕下雨——准确地说，他是怕下雨时他家那唯一的一间房子漏雨，他怕看见雨水浮起家中的小凳和脸盆飘摇时的情景，他怕雨中的一家五口无“立锥之地”……
每当此时，一个充满疑问的强烈的愿望总会在他心底涌起：什么时候才能盖一间不漏雨的房子？
席小运同大多数移民有着相似的经历：年轻时响应政府的号召迁往了澄城县越家庄，折腾得一穷二白时又返库回到平民乡。但他却有着同很多移民不一样的命运：妻子因嫌他太穷离他而去，他是以孤寡老人的形象“回家”的。“回家”后，人单力薄的席小运已无建房之力，只好“借”住在农建师遗弃的一间房子里。
房子共20平方米，多年风吹雨打，墙体已破旧不堪，墙上的石灰水泥已经脱落，露出砖头的墙壁好几处都开始裂缝，能看到外面的光线。但席小运也没有财力去修复它，只是弄些稀泥堵上那些裂缝，掩盖住房子随时都可能垮塌的险情。二十多年来，只是女儿结婚时，他才借款将房顶翻盖了一下，并在房子的旁边用芦苇搭了一间伙房。早些年，席小运一直住在四面透风的伙房里，一任那风雨吹打和蚊虫叮咬。近些年来，随着年龄越来越老，他越来越廋弱的身子骨在隆冬季节实在抵御不了关中那透心凉的寒风时，席小运才在彻骨的冰霜降临前搬离似冰窟的伙房，与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挤在那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破屋里，等到春暖花开时再搬回伙房里。
记者前去库区采访时正值2008年隆冬，春节期间的一场大雪袭击了大半个南中国，也把八百里关中变成了茫茫雪原。这样的季节，席小运自然只有“三世同堂”。走进那间摇摇欲坠的小屋，室内虽然十分昏暗，但门口投进的光线还是让记者把室内所有的破败尽收眼底：两架用木板拼成的床并排摆在房间的两端，床上堆着又脏又乱的被子，黑黢黢的棉絮从破洞露出，把主人的贫困潦倒暴露无遗。床与床之间有一个大纸箱和一个被塞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一看就知道那一定是这一家人的“衣柜”。房中间有电灯，但没有开，席小运苦笑着说：“没钱交电费，不敢开。”墙角的小桌上，那台21吋的黑白电视被一层厚厚的灰尘包裹着，那是六年前别人买彩电后不要了送给席小运的，但席小运很少开它，因它老是波浪一样闪着，还总是有影子没声音……
村民们告诉记者，不是这个家庭的人不勤奋努力，也不是他们没有修房造屋的机会。1999年至2001年，省政府拿出3000万元实施返库移民安居工程，每户移民可从中领取5000元的扶持建房款。可是，“上边”给移民发放此款时，要强行扣掉400至2000多元，并且要房子建好后才能去领这个钱，席小运家无钱先建房，建房的机会就丢掉了。
错过这次建房机会后，席小运曾同女儿、女婿商议：慢慢积攒，有钱时再修。女儿、女婿没有文化，但特别能吃苦耐劳。不过，光有这些似乎还不行，在平民乡那种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的地方，人均一亩多地，风调雨顺的年头，捞个吃穿不愁就不错了，还奢谈什么修房造屋？那可是需要几万甚至十来万元钞票才能去想的事情。对这个家庭来说，几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那可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一家五口，两个孩子读书要钱，席小运年迈多病要钱，生活中的柴盐油米要钱，席小运的女儿、女婿又没有别的挣钱的手艺，想承包点土地又无本钱，更何况，听说村里好些人借了款也没能租到地……
离开席家时，记者在想，席小运这辈子还能住上自己建造的新房吗？如果他自己无力建造，党的阳光雨露能惠及这个被历史遗忘了的可怜之人吗？
29、“光棍”和“另册移民”之痛
也许，在返库移民中，马进才一家的运气可能要算是最背的了。
现年78岁的马进才原系朝邑县东社乡东社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远迁宁夏，在那里受尽熬煎返库后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组，全家6口人。
值得一提的是，马进才有着一段与一般移民不一样的经历——1950年，他参加抗美援朝，经历过无数枪林弹雨的洗礼。马进才命大——战场上，冲锋陷阵，他居然能皮毛无损，全身而退。只是在一次战斗中，几发炮弹爆炸在身旁，他被震昏过去，耳朵被震“背”了，脑子也不好使，有点痴呆。因作战勇敢，马进才多次立功受奖。他当过村长的侄儿回忆说：小时候，我看见叔父的奖章、证书一大堆。
一大堆奖章证书似乎并没能改变一个功臣的命运，家庭贫穷，脑子已不太灵光的马进才年过三十还婚姻无着，到后来，高大英俊的“功臣”只好同一因长期饮用高氟水而长得只有1米高的残疾女子结婚。“搬一家，保千家”开始后，刚脱下征衣的马进才又被选为积极分子“推荐”进了赴宁夏的移民先锋队。此后，闹返陕、闹返库，到1987年真正能返库时，家里的全部“资本”就只剩下六口光消费没进项的人了。
回到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组，马进才一家接管了农工回城时留给移民的“战利品”——一间半瓦房，大的瓦房约15平方米，半间8平方米。孩子们小时是一家六口都挤在那间大房子里，半间房作厨房。儿女们大了，就三个儿子住大间，老两口和女儿住半间，厨房另搭了间庵棚。
就这样，一间半破瓦房禁锢和封闭了马进才全家的所有生活，返库二十多年以来，一家六口在这个狭窄的空间年复一年地生活着，儿女们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成了青年人、中年人。可怕的是，三个儿子在青年和中年时代都没有谈婚论嫁的经历——也曾有人给马家的老大介绍过，但女方一看那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一间半瓦房便打退堂鼓了。
一间半瓦房堵死了马家三个儿子的婚姻之路，此后，再也没有人到马家提亲了。到2008年初，马进才的长子马立定45岁，次子马喜贵40岁，三子马喜年35岁，均是光棍。
望着几个光棍儿子和残疾的妻子，马进才常常愁绪万端，悲从中来，几年前的一个春节来临之时，他没有写辞旧迎新、祈求福祉之类的春联，而是让人写了一幅充满伤感凄切的对子：
夫妻今世缘，善缘、恶缘，有缘方聚；儿女前生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马进才说，自己今生欠儿子们的债太多，再不偿还，来世就更还不清了。
他的第一个“还债计划”是修房子，实施“筑巢引凤”工程。他发誓般地告诉邻居：“就是卖血也要盖房子，否则，马家就会断了香火！”
采访马进才已三年了，如今，马进才家的房子盖好了吗？那延续血脉的“香火”可曾续上……
马进才这个“光棍之家”折射出的只是数十万移民贫困生活的一个缩影。在库区采访期间，移民中的光棍现象成了受访者诉说移民穷困最多的例子，记者印象最深的有：四大司令王福义的儿子四十多岁了仍是光棍；刘长卯，1952年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二级伤残军人，回乡后他同父母、弟弟迁至澄城县刘家洼乡，由于多次搬迁，穷得哥俩终身未娶。1986年去世时无子送终，生产队将其草草埋葬；还有那个当初被誉为“富庶的小台湾”的古城村，如今却成了单身汉成群的“光棍
村”……
古城村，原属华阴县西阳乡，共四个社，300余户，2000多人。五十年代，这里的村民人均8亩土地，一个劳动日3至5元。移民张精团在给记者回忆他们当初富有的情形时曾举例说：我家的那条大黑狗都挑食到了只吃白面馍和大米饭的地步，若哪一顿给它弄点杂粮之类的食物，它要么绝食，要么就生气地用爪子把槽里的食物全刨到地上……
有地有钱的日子过了没几年，三门峡电站修建开始了。1956年，古城村1800多人迁往渭北高原，30户150口人迁往宁夏陶乐县。据统计，在宁夏的几年间，古城村逃进沙漠后失踪移民18人，活活饿死9人，差不多占迁移人数的五分之一。由于饥饿与病魔的侵害，移民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现象则更为普遍。一李姓移民，为了救活被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竟用20斤粮票将妻子换给了别人。
1962年，移民返回陕西时，连同自然增长人口，古城村去宁夏的移民只剩下50余人，100余人或永远地留在了毛乌素沙漠或流落他乡。
1986年，移民返库时，古城村改为华阴市华西镇东阳村，几个县返库的1800多个移民分7个组安置在此村。此时，该村村民人均土地1。7亩，村里拥有“富余土地”4000多亩，还有1000多亩河滩地。如果村里能把四五千亩“富余土地”承包给移民经营，大家的日子也许能过得不错，但由于“上面”任命的村长王某专把“富余土地”承包给外地人而不承包给本村移民，县移民局规定的承包价为每亩70元至75元，王某承包出去每亩收280元，一年赚四十多万，这样的承包共进行了8年。
8年间，“上边”委任的那位村长呼啦啦地富了起来，委任他的那些“上边的人”也都年复一年地在这个村“分享胜利果实”——至1998年，村长成为了“王百万”，拥有推土机、装载机、三辆大卡车、一个大鱼塘和十多间房屋，乡里、县里一些干部在每年的春节前夕，也都能得到村长送去的半条猪、一袋花生、一桶油还有大量棉花、葱等土特产。
同村长及县、乡干部们的富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移民难以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