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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村长及县、乡干部们的富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移民难以尽诉的贫穷——村集体欠贷款86万元，欠村干部工资7万元，该村移民的经济收入在全乡倒数第一。整体贫穷的后面是命运之神对贫穷者在住房、婚姻和教育等方面的“制裁”：1800名移民有900余人无住房或住房条件极差；到2009年，全村因无钱上学或辍学造成文盲、半文盲1100余人，移民中有“光棍”90多人……
据现居住在华阴市华西镇东阳村（原古城村）的张绪祥、张精团、侯志鹏等人的统计，关于90多个光棍的统计数据是这样分布的：从未结过婚的青壮年光棍32人，结婚后，老婆不堪贫穷而离婚或随他人私奔被“遗弃”的青壮年者36人，老婆病死后无力再娶的青壮年22人。
现东阳村四组沈海文、沈海峰弟兄俩是前文提到的马进才那三个光棍儿子命运的“再版”：去宁夏时，爷爷、奶奶、父母一家五口（沈海文生于安置区），爷爷饿死，奶奶改嫁。返库后，父母常常生病，家里除三间庵棚外别无他物。有人曾给哥俩介绍过对象，但一看那四壁透风的庵棚，女方转身就走。
在这种被人瞧不起的眼神中，沈海文成了43岁的壮汉，沈海峰也进入了“不惑”之年，但这两个已进入壮年的汉子却错过了“男大当婚”的时光。他们明白：自己的一生也许只有孑然一身了，即使有人愿意跟着自己，但那建房需要的六七万元，1。5万至两万元的彩礼，那需要六七千元才能买到的项链、戒指、耳环，还有数千上万的家具，还有请客送礼需要的费用，要拿出这些天文数字一样的巨款对于沈家兄弟来说比登天还难……
沉重的婚礼和高额的结婚费使得东阳村的好些个光棍在婚姻的殿堂之外望而却步。该村一组赵志忠有两个儿子；老大42岁，小儿38岁，皆是“快乐的单身汉”。有好心的邻居不时给其提亲，但赵志忠一听便急：“你们谁要给他们提亲，先把彩礼等费用借给我再说！”结果，两个儿子的亲事一次次与红娘擦肩而过。
东阳村的单身汉们贫不择妻了。该村四组张六前1962年从宁夏返陕时刚30岁。就在那年，嫌他太穷的妻子跟人跑了，三年后，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大他17岁的老婆。同老婆外出办事，不知情的乡党们总问他，“六前，这是你妈？”不几年，张六前的这个“妈”也因病无钱医治而去世。张六前第二次沦为光棍。如今，已75岁的张六前仍旧单身……
在当地作家的笔下，还记录着一郭姓移民的悲惨故事。六十年代末没粮吃，老郭把媳妇送到黄河滩捡小麦。她嫌老郭穷，跟着一个傅姓的泥瓦匠老头跑到了山西。老郭几经辗转，找到了她。媳妇说：“傅老汉没有生育能力，我跟他也只想混口饱饭吃，我和你有感情。”老郭说：“既然如此，跟我回吧！”妻子跟他回到安置区——杨家窑村，妻子看到家徒四壁，锅里没面，房顶漏雨，睡到半夜就跑了。
三年后，老郭在山西又找到了妻子。妻子和他在村后的玉米地里过了一夜，并随他回到了杨家窑村。两个孩子已十多岁，看到孩子，妻子跪下说：“我没有廉耻，拖累了你们！”悔悟并没能战胜家中的贫困和饥饿，呆了三天，她又跑了，至今也没找到人影儿。
老郭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嫁女儿换回了三百斤粮食；儿子36岁时找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
在库区，不光是光棍们可怜，还有一部分女人的经历也十分凄楚伤悲。她们是远迁宁夏、渭北，吃尽了苦头的女移民或者移民的女儿。根据陕西省的有关政策，她们却不能算作移民（陕西的规定是：女性移民嫁到非移民家不能算移民，非移民的女性嫁到移民家算移民）。不服气的女人**时质问：“我们不算移民算什么？”某官员回答：“算另册移民”。
82岁的张云霞就是这样的“另册移民”。
认识张云霞是2007年的2月9日，一个寒冷得令人心里发抖的日子。记者在华阴市的一家宾馆里采访了一整天，倾听了一整天移民们用颤抖的声音和着泪水诉说那段悲惨的历史。傍晚，记者已感到很累了——心累——想休息一下疲惫的身子和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这时，张云霞来了，在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的搀扶下走进了记者下榻的宾馆。
同许多移民一样，张云霞未语泪先流。这位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用她那难懂的关中方言土语说了些什么我虽未能完全听明白，但我却完全读懂了她那浑浊的老泪和呼天抢地的肢体语言里所包含的巨大伤痛——1956年7月，从华阴抚淮镇桃园村三组去宁夏陶乐时，张云霞一家7口。五年不到，那片令人恐惧的荒漠吞噬了她的五个亲人：公公、公婆饿死荒丘，丈夫和两个小叔子修路葬身于泥石流。返陕后，她不得不把两个无力抚养的儿子送人，自己改嫁一库边农民后又生有两儿一女。2000年，小儿媳在咸阳打工时900多元钱被贼偷后喝农药寻了短见，把一个四岁的小孙子留给了她……
2006年，国务院（2006）17号文件规定：大中型水库移民每年补贴600元，共补20年。张云霞满以为苦尽甘来，可以享受政府的一点恩惠。谁知，陕西的补贴政策规定：女移民嫁给当地农民后就不是移民，不能享受移民补贴。张云霞听后懵了，跌坐在炕上半天回不过神来。那之后，老说胸口被什么堵住，出气不顺。
“出气不顺”的远远不只一个张云霞。2008年8月的一天，30多个四五十岁的妇女吵吵嚷嚷地涌进了渭南市移民局，要该局领导给个公道。这些讨公道的妇女来自韩城、白水两县，皆是移民的女儿嫁给当地农民后，在落实国务院（2006）17号文件时被列为另册的移民。
市移民局的领导和干部们在劝导30多个又哭又说的“另册移民”时似乎有些“理屈词穷”，只能甜甜地一口一个“大姐（或大婶）”地叫着，在笑着把茶水递给“大姐、大婶”时反复说：你们的处境和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和同情，但有什么办法呢？上边的文件就是这样规定的。先回去吧，我们会把你们的想法和要求给上面报告的……”
曾参加过这次**的韩城“另户移民”李翠告诉记者，“吵闹了大半天，市移民局的干部也为难，我们就回去了。”
30、被“压缩”的返迁人数
1985年5月1日。农工围攻省政府的第六天下午，闹事的农工已丧失了初时的锐气和耐心，还没有坚持到下班就三三两两散去，整个办公大楼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时，机要员收到了国务院来电，命陕西省省长李庆伟、副省长徐山林马上飞赴北京。当天夜幕降临之际，一架波音737客机从关中某军用机场呼啸而起，飞向北京。
两位省长的此次北京之行给陕西带回了决定15万特困移民命运的中办发（1985）29号文件。据中央办公厅那份全称为《关于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的29号文件记载：遵照***（时任**中央总书记）同志的意见，5月6日晚，胡启立（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陕西省李庆伟省长、俆山林副省长关于解决三门峡库区农场职工到西安闹事问题的汇报，并研究解决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具体方案。
《纪要》是这样介绍库区移民和土地情况的：三门峡库区现有移民40万，其中15万人生产、生活很困难，需返回库区安置。目前，库区共有土地58万亩，其中，地方国营农场使用30万亩，部队农场使用22万亩，地方其它单位使用6万亩，另设有两个兵器实验靶场。
在“既要妥善安置移民，保证靶场兵器实验的顺利进行，又要安排好国营农场职工的生产、生活，照顾到部队农场生产的需要”的原则下，会议确定了返库移民的安置标准：分配土地，要低于未返库移民的平均占有水平，住房自建，国家只帮助解决一些公用设施，如道路、学校、医疗机构等。同时，会议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
（一）从地方国营农场30万亩土地中划出20万亩或更多一些，安置返库移民。
（二）从部队农场22万亩土地中划出10万亩交地方安置移民。这些土地上已经建设的工厂、养殖厂及其生产、生活设施仍旧归部队农场所有。
（三）地方国营农场的土地减少后，可把一部分农场职工转办工业和多种经营。
（四）为了安置返回库区的移民和帮助部分国营农场职工转办其他生产项目，国家需要在财力上给予适当支持。具体数额和渠道由陕西省委同有关部门另行研究确定。
中办发29号文件是关中移民安置问题的一个历史性文件，它最核心的内容是从库区国有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产、生活特别困难的15万移民返库。
中央的决策受到了广大移民的拥护和欢迎，有力地化解了矛盾。在29号文件下达后的8月20日，陕西省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水利电力部联合发文转发了《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部队农场划交地方十万亩土地问题的协议》。1986年2月20日，陕西省农牧厅和渭南地区行政公署也发文转发了《关于三门峡库
区国营农场给返库移民划交土地的协议》。
从中央到省里的文件看，部队和地方移交的30万亩土地安置15万人应该是不成问题了。但29号文件下达10个月后的1986年3月，情况却在渭南地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渭南地委和行政公署《关于移民安置工作宣传提纲》中，中央30万亩土地安置15万移民的决定先是模糊成了“中央反复慎重地权衡了各方面的关系后，决定从部队农场、地方农场划出30万亩土地来安置生产、生活很困难地区的十多万移民返库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