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土地’拿去出租牟利！”
惊讶和愤怒之余，办报的“政治家”们和新闻纪律极强的记者们并没有也不敢把“问题”捅出去，他们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思考着库区的问题——毕竟是建国之初敬爱 的领袖们在没有经验、没有资金、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犯的一个低级错误，没有他们弄出的这么一档子遗留问题，库区的官员们就是想乱搞也没有机会，如今，他们的 “问题”再多，他们再怎么对不起移民，但毕竟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好把因国家领导人之错而导致的官员“问题”都披露出去，让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 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们贻笑大方？
媒体及其记者都不约而同地想通过某种渠道既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给移民一个公道，又使那些有“问题”的官员从中受到应受的教训和处罚，于是，发《内参》 成了数家报刊的共同选择。
各家媒体所发《内参》报送的级别都很高——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管水利的国务院副总理、水利部长、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成了媒体的主要报送对象。
《内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干预着三门峡库区的一些问题。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和王德瑛及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等领导，曾先后分别对媒 体的一些《内参》作过批示，随后，部分《内参》层层批转——问题也开始出在层层批转上——一份内参批转给了水利部，水利部又批转给了移民部门的主管上级陕 西省水利厅。1996年4月，省水利厅便派该厅监察室干部李世京和该厅所辖省移民办一位副主任（系被举报人）两人组成的调查组，到渭南进行“内部调查”。
这次“内部调查”的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曾在电话中同《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谈起过此事，他说：内参太温柔，内参面太窄，知道的人太少，一旦领导的批示被“摆平”，内参便毫无价值。而将文章 登报则不同，满天下的人都知道并都盯着这件事，谁还敢打马虎眼？
丁国元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他后来被陕西方面指责为“不负责任”的行为。1996年12月18日，在他编辑的版面上，《工人日报》以“移民资金不能乱用”公开 报道了库区的问题。这则以“来信”和“记者调查附记”形式出现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媒体的跟进，转载此文和评论库区问题的文章相继出现在各省和中央 媒体。
为了“维护形象”，渭南市官方很快对《工人日报》的报道进行了全面反击。
如今，打开渭南、陕西的文件，只需读读文件中的一些标题，便可以从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指责和近似于“判词”的辩解中闻到当年弥漫其中的浓浓“硝烟”—— 《工人日报》的这种做法是违反新闻纪律的；《工人日报》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反映信不实且与事实有本质上的出入；调查附记严重失实……
在“反映信和调查附记在库区造成严重后果”一部分里，渭南官方的说法更加吓人：《工人日报》的报道会引起移民思想的混乱和蒙上长期阴影；会被个别别有用心 的人借机利用，搞乱移民工作；会造成移民在情绪上与政府的对立；会严重影响库区正常工作的开展，给库区移民工作造成长期困难……
渭南和陕西方面以组织的名义讲出的话无疑是有份量的。从记者统计的情况看，1997年，经渭南和陕西有关方面不厌其烦地找某些新闻单位交涉，同时，以求中 宣部领导打招呼等手段对全国敢于对其曝光的新闻媒体进行“治理整顿”，此后的三年间，全国新闻界对三门峡库区的“负面报道”基本绝迹。
一级“组织”对新闻界的影响和控制是短暂的。新闻界对“三门峡库区问题”的沉默终于再次以《内参》方式爆发。
2001年3月，遭到渭南官方猛烈攻击的《工人日报》再次发《内参》揭露库区问题。接着，《农民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内参》，对渭南市移民局的 问题进行了反映。
这些《内参》中，《农民日报》记者陈代安的“渭南移民局郑博等人竟敢碰移民资金‘高压线’”最具代表性。
这篇《内参》开门见山地指出：在古代，挥霍浪费水利专项资金是要杀头的。建国以来，中央三令五申：移民资金属救济性质，必须专款专用，不得用于非移民项 目。某中央领导更是极言：“移民资金是‘高压线’，谁也不能碰！”然而，记者在陕西了解到，渭南市移民办原主任郑博等人不仅敢碰移民资金这条“高压线”，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敢割这条高压线……
在该文“15万移民的‘救命钱’”一节中，记者指出：1987年，移民返库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先后给渭南移民局拨付一系列经费。主要有：安置15万移民 返库区定居经费2亿元和30万亩土地及一定数量的计划内物资；渭南移民局经陕西和水利部呈报了3。4亿元的“安置补充规划报告”，0。96亿元的扶持移民 生产周转金和大宗额的遗留规划报告。这些报告经国务院同意后大多下拨给了渭南移民局。
记者指出：大量“救命钱”没有用于“救命”。比如，将安置15万移民“压缩”为7万余人，从中余下大量的资金、土地和物资，被渭南移民办一些人挪用或挥 霍。具体事实有：
非法拆借给某些非移民单位和个人。经郑博批准，1986年以来，渭南移民局将650多万元借给临渭百货公司、蒲城某个体户、市政府机关，这些钱大多有去无 回；
非法入股或搞投资开发。经郑博等人策划，陕西省移民办、渭南市移民局和另一家移民部门共投资900万在大荔办矿泉水厂；1993年，陕西省移民办、渭南移 民办共投资225万到陕北子长县打油井；1993年，用65万移民款到港商筹建的万达公司入股；1995年，向绿福德公司投资40万，这些钱全部亏掉。
为本单位搞创收。多年来，郑博等人用3000多万投资去办公司和“基地”，在下属各县市移民办办经济实体30多个，渭南市移民办的每个科室也都给钱经商， 结果，全部亏得血本无归。
内参还列举了用移民款行贿，非法租包剩余土地残酷打击报复举报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披露，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掌握了情况，也给各新闻媒体提供了丰富的采访线 索。
54、宣传部长问：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作为《检察日报》《方圆》杂志社的记者正式介入渭南移民问题是2006年5月——当时，由内参转向公开报道的**风暴已经形成，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 网络上披露渭南移民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有的文章一炮走红，引起强烈反响，有的文章被渭南的“灭火队”利用关系“枪毙”，胎死腹中。记者第一次对渭南移民 问题采访的线索就来自于某杂志的被“毙”了稿件的同行——他说，事实肯定没有问题，他采访后，渭南个别官员为了不发稿件，派人提着10万元到他们社里活 动，虽被拒绝了，但稿件也被“毙”了……
对这种事实真实性没有问题的事件进行采访满以为会非常顺利，不料，在华阴采访时的第一站记者便碰了钉子——5月18日下午4点多，记者敲开华阴市委常委某 领导的办公室，希望他能允许记者在该市采访。这位刚从里屋那间大床上爬起来的常委满脸不悦，爱理不理地应付着。显然，这位官员早已适应了新闻的节奏并能熟 练忽悠媒体，他先是重复着他想说的假话回避着他不愿说的真话，强调中央发改委来十几个人已把情况搞清楚了，华阴没问题，灾后重建也搞得很好。
后来，被记者追问急了，该常委开始怒气冲冲，满嘴脏话，“你一个人能了解球个啥！操……”接着，该常委凶巴巴地要记者交出录音笔，要记者没事就早点走，别 在华阴没事找事。
面对这位官员的无礼，记者继续追问：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你怎么如此反感别人关心受灾的移民？
追问是记者的天职。这位常委的恼怒无礼更激发了记者采访的积极性。在随后的几天里，记者克服种种困难，一路“追问”下去，在渭南了解到了不少其他媒体没能 采访到的东西。
那次，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是采访到了“渭南移民问题”的主角——渭南市原移民办主任郑博——所有报道渭南“移民问题”的记者没有任何人接触到此人，但本记者 采访到了。
郑博进入记者的视野是在华阴市委某常委处碰钉子后的第二天，记者从华阴赶到了渭南市。听说记者要采访郑博，当时在渭南采访的几家媒体的同行都说，不可能， 郑博根本不会接招，我们想尽种种办法，甚至让某领导给他打电话，他都拒绝接受采访。
同行的话令人忐忑不安，但我不愿放弃。在宾馆里，记者用北京的手机打通了郑博家里的电话。
令记者不敢相信的是，在电话里讲明自己的身份和意图后，郑博居然同意与记者见面！事后猜测，郑博能接受采访，有两种可能，一是不断有记者要求采访，把他说 烦了，记者找他时，他正好想通了，干脆答应见见。于是，本记者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二是记者打给郑博的是北京的手机，记者介绍时又说自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机关报检察日报的，郑博可能听混了，满以为找他的人是高检院的，他当时有可能在掂量：记者不见可以，但检察院的尤其是高检院的不能不见。于是，他稀里糊涂 地答应了与记者见见。
当天上午9点，记者在郑博家中见到了他。当时，遭遇车祸的前移民办主任郑博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躺在家中的长椅子上休息，动一动都需要他夫人搀扶。见面 后，郑博坐起，与记者握手，查看证件和介绍信，然后同记者聊了起来。
尽管事先对郑博的情况作了大量的了解，但能直抵他心灵的个性化的信息并不多，记者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