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烈的政治色彩。毛泽东当然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圣人出，黄河清”这样辉煌的一笔——几年后，他的 “想法”终于通过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报告讲了出来，“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上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邓子恢的报告赢得了掌声如潮，也赢得了文人墨客的喝彩附和。郭沫若评价三门峡大坝工程是一部“动地惊天之史诗”。那个时代的著名诗人贺敬之则激情澎湃地写下了《三门峡——梳妆台》，他豪言壮语般的诗句，对三门峡工程的讴歌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望三门，三门开：
“黄河之水天上来！”
神门险，鬼门窄，
人门以上百丈崖。
…………
马去“门”开不见家，
门旁空留“梳妆台”。
乌云遮明镜，
黄水吞金钗。
但见那：辈辈艄工洒泪去，
却不见：黄河女儿梳妆来。
……
━━盘古生我新一代！
举红旗，天地开，
史书万卷脚下踩。
大笔大字写新篇：
社会主义━━我们来！
我们来呵，我们来，
昆仑山惊邙山呆：
展我治黄河万里图，
先扎黄河腰中带━━
神门平，鬼门削，
人门三声化尘埃！
望三门，门不在，
明日要看水闸开。
责令李白改诗句：
“黄河之水‘手中'来！”
银河星光落天下，
清水清风走东海。
讨回黄河万年债！
黄河女儿容颜改，
……
中央领导董必武视察三门峡后，也欣然命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竟使三门峡截淹，鬼神闭死在河州。
淘淘黄汛为人害，从此驯良不再愁。
……
古云圣出则河清，今日治河尽圣人，
筑坝溢洪多巧干，河清可俟果然真。
毛泽东“圣人出，黄河清”的“想法”与附和他的“想法”的那些言论诗词遭到了后人如此评说：1949年后的激情与浪漫情怀，无孔不入地渗入到每一个领域，从而削弱了技术论证上的科学氛围与严谨态度。从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到亲历其事的水利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都希望三门峡工程能实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黄河清”的梦想，满足“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幻想。经济技术目标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 “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在善良的动机所汇聚而成的强大精神力量、所激发出来的主观能动性面前，黄河在水文、泥沙、生态和人类影响活动方面所具有的复杂性被淡化了，自然界内在的客观规律也被漠视。
问题的关键还不止这些，当时正逢新中国成立，全国从上到下意气风发，有一股能量要宣泄，或者说人们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要创造奇迹，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农业在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工业在大炼钢铁。水利部和黄委会当然也要有大作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重中之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迅速上马三门峡工程成了当时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
于是，一个失败的三门峡水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回天无术，空悲切
人们常以远古时代治水的历史来衡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在黄河上的第一座大坝：鲧以“堵”、“拦”的方法治水，结果治得天下洪水泛滥。他的儿子禹用“疏”、 “导”之法治水，天下江河安澜。人们由此得出结论：黄河是条“一斗水，泥沙居七”的多泥沙河流，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这一工程措施极其错误——它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是采用鲧的“堵”、“拦”之法，以此法治水，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有人曾试图阻止这出悲剧的发生——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便是其中之一。
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8月20日，黄万里出生在现上海浦东市区的一个名门世家。其父黄炎培系前清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饱学多思，正直不阿，曾因不满于袁世凯和蒋介石而拒绝在他们治下做官。解放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黄万里乃黄炎培的第三子，中学毕业那一年，因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在美国留学的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查出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炎培便请其考查黄万里今后之所宜，结论是宜专习文学。其父却让他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学桥梁工程。
1931 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湖北省云梦县一夜间淹没县城，七万生命被洪水卷走。1933年，黄河水灾，大堤决口十余处，人财物无法计算。年轻的黄万里深受震撼，决心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1934年初，黄万里赴美国留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1947年，黄万里任甘肃省水利局长，此间，他从长江走向黄河。从此，“因其对黄河之水，黄河之沙的独特理解，他的生命历程与九曲黄河缠结在一起，浓得化不开（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记黄万里》语）。
黄万里的学生党治国回忆自己的老师：“身材高大，宽肩厚背，西装笔挺，两眼放着真诚、睿智、和善、单纯的光。他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授业之师，更缺少伶牙利齿。但他一句句讲来，却又都那么实在，实在得甚至有些笨拙。”
这位“缺少伶牙利齿……甚至有些笨拙”的清华教授在治黄问题上却语出惊人：
“对于钟表只有钟表匠最了解，不懂的人不要乱动。自然就像一只钟表。谁最了解自然？自然最了解自然。人类不要乱动……”
“河流有它自己的内在价值，因此它有自己的权利。”
“人类对自然要保持适度的敬畏。”
“技术能做到的就一定应该做么？河流蕴藏的水能一定要开发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留给子孙后代一点？如果我们的祖先像我们一样地开发黄河，会给我们留下一条什么样的河？一些淤死的废弃的大坝、严重污染、少得可怜的水流……”
说话从不转弯抹角的黄万里颇受人敬仰。他当年的助教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照说不误，口无遮拦。他的女儿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政治条件合适的时候，他讲真话；政治条件不合适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还讲真话。”黄万里的学生党治国说，黄老师身上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良心，他的挫折和坚持，他的努力和成就，他的坚强和不屈，将他塑造成一尊发人深思的、人格高大的塑像，矗立在中华大地上。
2001 年8月27日，他去世后，人们在唁电唁函中说：“黄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是20世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珠联璧合的最后几颗仅存的硕果。先生一去，大树凋零。先生为天下苍生，不避斧钺，言其所知，先生之头可悬于国门之上矣！”
敢讲真话的黄万里是三门峡与三峡电站的坚决反对者。1957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大坝方案提意见，谈看法。会上，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对三门峡大坝的修建赞不绝口，认为大坝建成，黄河就会清水长流了。所有参会者，除水利部的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修改堤坝外，唯有黄万里一个人从根本上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在7天的研讨会上，黄万里据理力争，与高坝派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建三峡电站时，黄万里又成了一个“孤独的反对派”。比五十年代幸运的是，他的一家之言没有受到政治打压。
一度，敢于“言其所知”的黄万里也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欣赏。特别是他的诗词赢得了在这方面颇有造诣的毛泽东的称赞，主席曾对黄炎培说：你家老三的诗词写得不错嘛！
可事隔不久，一篇小说和一首诗词却惹得主席勃然大怒并耿耿于怀。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还旧事重提：“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在指斥彭德怀时，主席也没有忘记将黄万里捎带进去，说彭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其实，令主席耿耿于怀并惹得主席生气发怒的最初原因是因黄河的治理。1955年，《黄河规划》完成，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了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不”，大家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提出反对意见。他当面对周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会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段之上的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他断言，“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