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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胡连成上车要走时才想起这句诗来，登时气得直跳脚——这女人，竟拿他去比秦桧！
因言覃在绘画上的天分，谭央唯恐耽搁了孩子，所以每礼拜两天，谭央下班后匆匆吃上一口饭就去毕公馆教女儿画画，风雪再大，天气再坏都不曾中断。谭央去的时候，毕庆堂大多数时候都在家，谭央教言覃的时候，他就坐在后面看，一坐就是两个钟头，中间最多会出去接两个电话。
谭央对他说，孩子学东西不用父母都陪着，他忙了一天，晚上就去歇着吧。毕庆堂将烟在烟灰缸里按灭，半开玩笑的说，“你还看不明白吗？陪囡囡不过是个幌子，我这是旁听偷师呢，”说到这里，他微微收住笑，“你前天讲，一样的画，画在绢和帛上是不同的。我就想起那年，你叫我替你去裱画店里买，我还以为贵的好呢。买错了，你也不吭声，就在那里笑。”
谭央每次教完女儿回去时都很晚了，毕庆堂怕街上有日本兵不安全，总叫人开着车跟在后面。谭央到家时，才脱下衣服，电话铃就响了，毕庆堂问她到没到家，然后再简短的说几句不相干的闲话，让女儿道了晚安后才撂电话。他有时会说，那个小洋鬼子白天时又来了，穿西装打领结，手里还拿着糖果盒子，也不知是哪个的规矩，小赤佬一个，搞得和要去约会的体面大人一样。他有时又说，这个方雅，年岁也不小了，做事情总还是那么着三不着四的，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又说要搬家，叫我给她找大卡车，连着搬了两个周末都没搬完！
春节前的两周，毕庆堂更忙了，这一天谭央去毕公馆教女儿根本没看见他，回到公寓时也没接到他的电话，这天她也睡得格外晚些，躺到床上辗转难眠。如今外面风声鹤唳的，她担心他的安危，想打电话去毕公馆问问，却又觉得自己没那个立场和理由。
快到午夜的时候，电话铃忽然响了，谭央慌慌张张的去接电话，听筒那边，他一本正经的问，“到家了吗？”谭央听他这话哭笑不得的回答，“到了，早就到了！”“唔，我才回来，现在挺晚了，没吵到你睡觉吧？”“没有，还没睡呢。”谭央说完这句话，毕庆堂在电话那头就笑得出了声。
毕庆堂把话筒拿近，言语暧昧的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没睡。”谭央被他这一句话噎得不知如何是好，毕庆堂却一下子转了话题，语气严肃起来，“我刚刚去和日本人喝酒了，他们要我做新亚和平促进会的会长，我敷衍了很久，今天在饭桌上又许了我很大的好处，这好处倒也诱人，我没直接答复他们，装着喝醉酒，想着回来和你说说！”
谭央慢慢坐到椅子上，耐心的问他，“许你那么大的好处，你也没直接答应，都有些什么顾虑呢？”毕庆堂大喇喇的回答，“卖国贼这名声太难听！”“你只是怕名声不好？”毕庆堂清了清喉咙，思路清晰的说，“我想日本人若是被赶回老家，汉奸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稍停，他又无奈的说，“我觉得我若是去做那个会长，你大概会看不起我。”
听他的回答，谭央微微叹了口气，虽然这些理由没一个堂堂正正的，可单论这份坦诚，在毕庆堂的身上就并不多见，这叫谭央多少有些诧异。毕庆堂见她不说话，就试探性的问，“小妹呀，你怎么想？”
若是过去，谭央会和他说些大义，举些道理，会说作为中国人就应该有这个良知，怎么能帮着侵略者去欺凌自己的同胞？可是这一回，谭央没有这么说，她拿着话筒，语气温柔和缓，“别的不说，就说过去在山东的时候，咱们的父亲虽说做着响马，打家劫舍的称不上什么好人，却也守着一条，只劫商贾乡绅，是万不会帮着官府去欺负平民百姓的。后来我刚到上海时，因你做的营生，对你总存着戒心，可绫姐告诉我，你们商会便是有再多不是，也不会帮着租界的洋人欺负自己的同胞，反而上海的百姓受了洋人的气要找你们去做靠山。我便对你没那么怕了，觉得你本质应该是好的，只是我了解的不透彻吧。”
谭央的话说完后，毕庆堂半天没吭声，良久，他强压下激动的情绪，诚恳的说，“小妹啊，我明白了，好在和你商量一下，否则因为几个钱犯了糊涂，让日本人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拉尿的，挺直腰杆活了半辈子，到最后反倒成了上海滩的大笑话了！”
谭央一边点头一边流着眼泪，电话里一片沉寂，过来好久，心中没底的毕庆堂追问她，“小妹啊，你怎么不说话了？想什么呢？”谭央抹了抹脸上的泪水，轻声回答，“我就是有些不敢相信，你竟然会同我商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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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谭央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老混混做了新亚和平促进会的会长，这个人一向以好勇斗狠闻名于上海滩，几十年前和毕老爷子争码头时屡屡沦为手下败将。谭央不知毕庆堂用了什么手段才得以全身而退；不过她很清楚，毕庆堂这个人；涉及利益时眼光既狠且毒，而利益之外，更是头脑清晰、手腕圆滑。这样的人；是乱世所造，更能沉浮于乱世中，处险境却总能安然无恙。
上海沦陷后；随着战线的拉长，日军的伤亡也日渐增多。一个礼拜二的早上，谭央刚到医院就和其他的几位医生一道，被持枪的日本兵押上了汽车。因重伤的日本士兵被初步医治后很多都送往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军队医生人手有限，日本人便找来民间医生为受伤的日本兵手术治疗。他们找的几家医院或是医生懂日语，或是外科出名，不巧的是，谭央的医院，两条全都占上了。
在日本人楼里的一间会议室中，二十几个医生三五成群的坐在角落里，一个日本军官打开门嘀哩咕噜的说了一番话后转身走了。谭央问坐在旁边的林稚菊，“他说什么？”林稚菊冷着脸回答，“说马上要运来一批伤员，让咱们给治，真是笑话，在战场上刚杀了咱们的同胞，却说要给咱们机会为他们的天皇尽忠！”不远处的一位中年男医生听了这话，怒不可遏的高声道，“一群丧尽天良的混蛋，看看他们在南京都做了些什么？去救他们？那就相当于咱们手上也染了中国人的血了！”
他的话让很多人都发自内心的点头，和身边的同事议论，但在短暂的躁动后，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医生握着听诊器颤巍巍的说，“话是这样说，可重患在眼前却袖手旁观，做了几十年的医生了，还真没做过这样的事！”话音刚落，一个年轻人咬牙切齿的说，“张老，您不用这么想，他们都不是人！不用当人看的！”刘法祖将这一切看在眼中，不由得苦笑摇头，一语不发的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半个小时后，一个日本兵打开门说了句话就走了。刘法祖起身问吴恩，“怎么？伤员运来了？”吴恩点头道，“对，他让咱们下去接伤兵。”刘法祖麻利的脱下西装外套，取出公文包里的白大衣穿到身上，正要走时，吴恩难以置信的拉住他，“你要干什么？”“做医生，救人，”刘法祖简短的回答。“你就算是医痴也要有个限度行不行，什么人都救？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湘凝的大哥是怎么死的？湘凝当时有多难过？你别说这些你不知道，这才几天，你就全忘了？”
一听人提到章湘凝，刘法祖便神色一黯，在吴恩的质询下，看着屋子里的同行们，刘法祖从容而坚定的回答，“知道，可我更知道，这件白色的大衣一旦穿上，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救人于病痛便是我们责无旁贷的重任，做医生的，是没有那个资格去挑拣病人的！希波克拉底说，无论置身何处，无论自由民与奴婢，我们都要一视同仁的为病家解除痛苦，因为生命与医术的无上荣光，不容玷污！这些话是我们学西医之初便立下的誓言，法祖又岂敢轻易背弃？”
“日本人给我的家庭与国家带来的痛苦，我不会轻易忘记，可是，是不是敌人泯灭人性使得生灵涂炭，我们也要随着他们一起拉低自己的道德底线呢？如果我的职业是军人，那我会像内兄一样为家国浴血沙场，可我是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哪怕这个人多么的十恶不赦，即便他第二天就要被送上法场去执行死刑，可是今天他是我的病人，我就要解除他的病痛。命悬一线的时候，为医者看到的只是病人，不该有其他的顾虑。去医治一个病痛垂死的敌国伤兵，作为中国人，这不意味着我在助纣为虐，而作为一个医生，最基本的，要对生命怀着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
刘法祖说完这一席话就迈步出了房间，紧接着，那位年龄很大的张医生也戴上白帽子出了门。谭央和林稚菊一直坐在窗户旁边，在林稚菊独自发呆时，谭央碰了碰她的胳膊示意她向窗外看。
外面的院子里66续续停下几辆卡车，士兵从卡车上抬下一个个的担架，离她们最近的担架上是一个年纪不大的日本兵，身上很多地方都缠着绷带，稚气未脱的脸因为失血过多而煞白一片，他的眼睛只留下一条缝，微张着嘴努力的喘着气，常年呆在医院的人最明白，这是在病痛的挣扎下竭力求生的人所特有的表情。
近乎于本能的，谭央迅速的换上白大衣，一声不吭的出了门，林稚菊在和吴恩说了两句话后也拎着白大衣走了出去。
那天忙到很晚，谭央在会日文的林稚菊夫妇的帮助下和一个受了伤的高级别军官商量，借用了他们军队的电话。听筒只响了一声，那边很快就拎起了听筒，还不等谭央说话，电话那边，毕庆堂就焦急的问，“小妹吗？到家了吗？”
谭央的心头一热，眼圈也跟着红了，他果然一直守在电话边，等着她的消息。看着腕上手表的时针刚指到两点，谭央有些哽咽的回答，“没有，日本人找我们给伤兵治病，暂时还回不去……”还不等谭央把话说完，毕庆堂就连忙大声道，“小妹不要怕，我都知道了，我想了办法，明天上午就能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