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在房子里走，一边觉得心神不宁。他没看出来有搬家的迹象。
他越往下想就越担心。这套空房子会不会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在提示他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去检查这一层剩下的那几套房子。结果意外地发现大多数房门都没有锁。显然与他同住一个楼层的这些人都是些很信任人的人。只有两扇防盗门他用铁棍都没能撬开。其他那些开着门的房子都是些普通人家。就好像住在里面的人刚刚出门去买东西一样。
他抱着一堆接线板和蓄电池回到那套空房子。一共有七个插座。六个他都插上了插头，最后一个留着给新录音机用。电源开关一直开着没关，显示屏全都一闪一闪的。
他打开无线电收发报机。这种型号的机器应该可以收听到土耳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对话。他拨了一个频率，等待着。他发出一个呼救信号，给出自己所在的位置，用了德语、英语和法语。他默默地数到二十，然后换一个频率，重新请求接通。
一小时后他最终确信，整个欧洲都没有任何无线电往来信号。
他插上可接收全球信号的短波收音机。
无论是BBC还是奥斯陆广播电台都是只有沙沙声。从中欧一直到远东也一样是沙沙声。不管是德国还是摩洛哥、突尼斯或者埃及，全都一样：收不到。能听到的只有沙沙声。
太阳这时已经落得很低，屋里必须开灯了。他咔嗒一声打开电视。调成播放《爱情大游行》的录像。像往常一样关掉声音。然后又把短波收音机的频率调到梵蒂冈广播电台。沙沙声。
大约半夜时分他醒了，因为他从长沙发上滑了下来，膝盖着地，碰得挺疼。电视机屏幕在出雪花。收音机在沙沙响。屋子里很热。
肩上扛着沉重的步枪，空出来的那只手里拿着录音机，他走出门来到楼道里。他仔细地听。总有点什么东西让他觉得很反感。他慌忙打开了楼梯那里的灯。又一次仔细地听。
他光着脚啪嗒啪嗒走过冰凉的石头地面来到邻居家门前。歪吊着的门被他用肩膀顶到一边。他盯着面前的一片黑暗。就在此刻他感觉到一股气流。
“喂？”
从楼道里透过来一道狭长的光，照在连接客厅和前厅的门上，门像是虚掩着。
他又感觉到一股气流，这回是在后脖梗上。
他回到自己家里，把录音机放下。再次往楼道里走之前，他先往左右两边看了看。他用心地听。把门锁好。手里握着步枪，他轻轻地顺着楼梯往下走。
就在他走到第四层时，灯灭了。
他定定地站着，一动不动。被黑暗包围着，惟一能够听到的是自己那不安的呼吸声。他甚至估计不出是过了几秒钟还是几分钟。好半天他才从这种僵固状态中渐渐恢复过来。背靠着墙，他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灯泡发出黯淡的光。他待在原地没动。紧张地倾听着。
他发现楼门是关着的。尽管从外面怎么着也得用钥匙才能打开门，他还是把门给锁上了。他隔着窗玻璃往外面街上看。没一点声音。一片漆黑。
一个人到师世界尽头（四）（5）
回到七楼，他把邻居家里所有的灯全打开。开灯时他一直都握着枪。
他已经想不起来刚才连接客厅和前厅的门是不是虚掩着了。不过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一切看上去都和他离开时一样。窗户全都是关着的。他没法解释气流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这两样都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气流和连接客厅与前厅的门。
他拿来录音机，放进去一盘空带。记下时间后，他按下录音键。他踮起脚轻轻走出屋子。
这一层楼的其他邻居都有自己的录音机，于是他用不着再去拿第二台。在其余七家的房子里，每家的录音机里他都塞进去一盘磁带，按下录音键，在记事本上记下时间以及门牌号码。磁带可以录一百二十分钟。
回到家里，他锁好门。他把录像带倒回来。声音仍然不放出来。他把剩下的那台录音机准备好，拔掉在窗边沙沙响的短波收音机的插头。拿了杯水还有记事本和铅笔，他躺倒在长沙发上。他冷冰冰地看着屏幕上的柏林人不出声地跳着舞朝胜利女神柱走。
他眼皮重得快抬不起来了，他看一眼表。十二点半过一分。他记下时间，然后按下录音键。
又一个万里无云的晴天。
约纳斯把一堆摄像机连同配件全都装进汽车里。他一整夜都没有关斯派德车的车窗，这样车里的空气就不像往常那样难以忍受。
他一边开车，一边挨个给人打电话。往英国给玛丽打，给玛蒂娜往家里和办公室打，给警察打，给奥地利国家广播电视台打，给他父亲打。想像着家里电话铃响起来的情景。
父亲的电话放在过道里一个小柜子上，电话机上面有一面镜子，让人在打电话时老觉得像是在被人监视一样。在那个昏暗的过道里，也就是现在——实实在在的此时此刻——电话铃正在响的那个过道里，比屋子里的其他地方要凉那么一点点。那过道里放着父亲已经穿得很旧了的鞋。衣帽架上挂着父亲那老式的罗登缩绒厚呢外套，胳膊肘那里还有母亲给打的补丁。那过道里有金属和塑料的味道。就在现在这个时刻。
可是，电话真的在响吗，如果没有人在家，没有人在听电话铃声的话？
他在千年城前没有停车，而是直接开进楼里去。他以步行的速度行驶，驶过一个个服装店，驶过书店、珠宝店、洗涤用品店、咖啡馆和餐馆。就像一个正常的工作日那样，所有的店都开着门。他忍住了没摁汽车喇叭。
在卖小吃和快餐的餐馆前，他注意到这些店铺收拾得特别彻底和干净。四周围见不到一块陈面包，也没有发霉腐烂的水果，一切都擦得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城里的大多数饭店都是这个样子。
在被千年城里那些大厅围绕着的千年塔前，他不得不下了车，因为下面那一层不向公众开放。提着步枪，拿着撬棍，再加上摄像机和配件，他全副武装地登上滚梯上楼。好几部电梯当中的一部把他送到了千年塔的第二十层，他在那里下来换另一部电梯。上到最顶层需要一分钟。
位于最顶层的办公室是开着的。他挑了一间，里面有一扇观景的窗户，从那里看市景最好不过。他把带来的东西一件件放下，锁上了门。
他走到窗玻璃前站住，眼前的景观让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他所在的高度离地面足有两百米。街上停着的汽车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大，汽车旁边的垃圾桶和阅报栏小得几乎看不出来是什么。
一个人到师世界尽头（四）（6）
三角架他是白扛上来了，只要把一张桌子拉到窗户边上就完全可以了。他还摞了几本书在上面。等他觉得这个底座已经足够稳当，就插了一盘空带子进去。他把摄像机支在那些书上，让摄像机的镜头对着城里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屋顶。他朝小取景框里看了一眼，检查一下是否一切都合适。他把地点、日期和时间都记在记事本上。然后便打开机器开始摄录。
第二台摄像机得用一个三角架。他把这台摄像机安在斯特凡大教堂的入口处，这样摄像机就对着哈斯大楼 ＇1＇，以前杂技艺术家就在这里为游客表演其精彩技艺。他从来不觉得这种热闹场面有什么意思。而且因为害怕被这些艺术家拿来当影射嘲弄的靶子，每到这里他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过。
一切就绪，他正要启动机器，却忽然想起自己还不曾进到大教堂里面去过。位于市中心地带的重要建筑里只有少数几座他还没有检查过，斯特凡大教堂就是其中之一，纯属疏忽。按理说，如果这座城市里还有人存在的话，那这些人也许可能会到这座最大的教堂里面来寻求庇护。
＇1＇ Haas…Haus，位于斯特凡大教堂对面的玻璃墙面现代建筑，是一座商用综合楼，由奥地利建筑师汉斯·霍莱因（Hans Hollein，1934— ）设计，1990年建成。
他把大教堂沉重的大门打开一条缝，溜了进去。他最先注意到的是焚香的浓烈烟火味，那味道呛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喂？这里有人吗？”
在教堂巨大穹顶的作用下，他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他清了清嗓子。重新呼喊。四面的墙壁把声音抛了回来。他站在那里，等着周围重新安静下来。
蜡烛已经不再燃烧。大教堂隐没在晦暗的光线里，光线是从一盏盏由屋顶垂下来的吊灯发出来的。有很多枝形吊灯都没有点亮。主圣坛简直就看不清楚。
“里面有人吗？”他大声喊。
回声异常尖利，于是他决定不再叫喊。他大声自言自语着，在教堂里到处走。
他把教堂检查了一遍，确定确实找不到一个同类，于是便仔细考量起圣母玛利亚的圣坛来。陷入危难的人们多半都祈求圣母玛利亚保佑。插在这里的烧过的蜡烛头是最多的，以前他在这里看到过，成群结队互不相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在这里祷告，手里捻着十字架念珠，嘴唇贴在圣像上吻着，哭泣着。这景象让他看了很不舒服。他简直不敢想像，是什么样的厄运驱使这些可怜的人来到这里。
尤其是哭泣的年轻男子最让他受不了。人们在公众场合有时会看到妇女哭泣。可是看到像他这种年龄的男子，在圣坛前当着众人的面让自己的感情尽情流露，这种景象对他触动尤深。他最感痛苦的是，离这些人那么近，但却还要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朝人群中的一个走过去，抚摸他低垂的头。是不是他们最亲近的人里有人生了病？是不是有人离开了他们？是不是有人去世了？或许是他们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这里充满了痛苦，而日本和意大利的游客却在旁边穿来穿去，举着照相机一闪一闪地照个不停，这就是他的感受。
他看着那些空空的长椅，在没有灯光的圣坛前。他真想坐下来，可是他有一种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