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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很有纳谏的政治风度和胸襟，她和大臣们的关系比一般皇帝要宽松多了，有时简直很随便、很随和。但是她更有一种整肃百官、威慑君臣的本领和意图。她有这种政治天赋，这种天赋又来源于她自幼生活在将军府中，受到武职高级军政长官环境的熏陶；更来源于她做侍女的许多年，她做的是历史明君唐太宗的侍女。唐太宗就是一位既能虚心纳谏，又能驾驭百官的明君。她为什么终生崇拜、模仿唐太福建省？崇拜唐太宗什么？李治曾说过她很像唐太宗，李治从心底崇拜她、信服她，其原因之一也在此处。
传统史家们处处否认武则天。当武则天清除关陇集团，开始施行新政时，史书上又说，太宗时的官风是大臣们敢于直谏，不惜冒犯龙颜也劝谏。你看，武则天做了皇后、做了女皇，那种劝谏的风气没了，只剩下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了。有一次高宗同李勣聊天，高宗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却竟无谏者，怎么回事呢？”李勣回答：“陛下所为尽善，群臣就没有可谏的了。”
究竟怎样理解高宗和李勣的对话意思呢？一定是两方面都有，武则天刚刚指挥了扑灭关陇集团的歼灭战，杀掉了许多重臣大员，株连、清除了关陇集团盘根错节的大小官吏。严酷的政治斗争，必然带来一时萧条如九秋的政治现象。另一方面，被关陇集团把持多年的朝政被武则天解放了，她向大多数地主知识分子开放了政治。有才能、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进入仕林；有一孔之见解者，可以向诸部门提见解。官员们没有太大意见，这就是李勣回答的没得可谏了，自然也就没有人把官帽子摘下来，碰头出血的劝谏了。这样分析估计不会偏离史实太大。打个比方哪：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百废待举，人民欢欣鼓舞，都会搞改革了，谁还想着如“右派”们那样，拼着小命提意见呢？
但武则天心里有数，谁好谁歹，她像明镜。干得好的，忠于任事的，她就赏；对那些奸诈之官，犯了法，她也不会轻饶。如经常劝高宗赏罚要分明，认为国家大事“唯在赏罚分明”。宰相卢承庆是显庆四年由武则天提拔上来的，是个博学多才的干员，原是度支部尚书。在贞观年间做户部侍郎时，太宗向他询问历代户口的数目，他从自有国家以后，历朝历代的户口多少，滚瓜烂熟地背了下来，都有其依据。太宗汉为奇人。后为褚遂良排挤，郁郁不得其者。武则天听说他有才干，把他先用为度支尚书，再提为宰相。显庆五年七月，他竟在度支问题上出了问题，御史台官员弹劾他“科调失所”＇《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五年七月。＇。看来是个业务问题，估计出的问题不小。看到劾表后，高宗很为难，因为这个人是武则天提拔的，而且提升很快，任职不及一年。但武则天知道后请求高宗按章处理，当即被免了官，贬为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
左相许圉师，位高品重，才干卓越，高宗和武后都很器重他。然而，他的儿子出了问题，又牵连他处理不当，也被贬官。
其子许自然，是一个七品奉辇直长的殿内司事官。一次出外游猎践踏了别人的庄稼，愤怒的田主要同他理论理论。许自然一定是个仰仗父亲是宰相的纨袴子弟，他不向人家赔礼道歉，还放响箭相威胁。许圉师很生气，但又不想丢丑，只想打儿子一顿给田主泄气，遮掩了事。岂知田主也不是省油之灯，竟直达司宽台告状。司宪大夫杨德裔也想为他遮掩，因其官位之高，也不敢治其罪。而西台舍人袁公瑜却派人用假名字与了一封信，直接向皇帝告状。武则天知道了这件事，建议高宗下旨治他的罪。高宗便召见许圉师，责他身为宰相，侵陵百姓，又匿布不报，不是作威作福吗？许圉师竟然回答：“臣身为宰相，以忠直事陛下，不能讨得众人的欢心，所以有人背后攻击我。至于作威作福者，是那些手握兵权，或身居重镇的人。臣本是一个文吏，奉事皇上皇后，只知闭门自守，哪敢作威作福啊”高宗和武后听他这番言外有意的话都生了气，高宗说：“你还恨无兵权吗”许敬宗也说：“这样官员，罪不容诛啊”想杀了他。高宗、武后见他是位新用的官员，罪不至诛，下令免了他的宰相之职，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刺史＇《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二年十月。＇，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免官。
接下来该是李义府的事了。
李义府的品质，武则天是非常清楚的，不是急着用人，她绝不会用这失德小人的。以前他曾犯过案子，为纳女犯为妾，逼死了六品寺丞。当时正与关陇集团苦斗，敌方要用他的事整治武则天，所以才硬着头保住了他。以后他一直做些不干不净的事，但他也能为朝廷卖力做事，功劳很大，一直没办他。也怕他和新任官员寒心。
李义府受宠不知自爱，反而愈加恃宠骄恣。在龙朔三年，他做右相典选时（即选拔官员），专干买官卖官的事，升降褒否不看实绩，只看金钱关系，弄得怨声载道。高宗听到情况后，只是警告他：“卿子及婿颇不谨慎，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李义府听后脸色变的铁青，伸长了脖子追问：“是谁这么告诉陛下的啊？”高宗说：“我这么说了，你又何必追是谁告诉我的呢？”李义府竟然毫不认错，听完皇帝的话，还大摇大摆地无礼而去。让高宗甚为恼火。
不久，又一个方士叫杜元纪的，向李义府神秘地说：“你的府第有狱气，应该积聚20万缗来消灾免祸”李义府听了就相信，赶快抓紧贪污受贿。
李义府的母亲去世了，高宗根据规定给他守丧的假，初一、十五让他去为母亲祭祀。李义府便利用这些假日穿上便服，会上方士杜元纪，到城东爬到高高的古墓上望气色。
由于他经常这第做，讨厌他的人就状告他窥觇实异，阴有异图，即告他去古坟上占望天象，等着有改朝换代的凶兆发生，他好乘机造反。
又有人状告他的儿右司议郎李津，卖官给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收取了七百多缗钱，等等。
高宗、武后见李义府愈不像样子，民愤又大，于龙朔三年四月乙丑这天，下令拘捕投进监狱。派有司审查此案，并命李勣监审。
结果，高宗下诏把李义府除名，流放嶲州（今四川省西昌）；其子李津除名，流放振州；其他诸子女婿也全被除名，流放庭州。李义府被夺官流放，一直未得赦回，死在流所。
惩办李义府决定一定是武则天的主意。因为李义府在武则天立后时，起了很大作用，又是她的亲信，没有她的主意高宗是不会下诏的。说明即使是其心腹亲信，当他危害朝廷大局时，也也会下手惩罚的。
高宗和武后惩处了李义府，朝野称庆，对高宗和武则天的“内惩所亲”甚称赞扬。
十五东征西伐，使唐朝疆域达到极点
自高宗显庆初年开始，已安定多年的唐朝边境，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突厥向唐朝西域侵扰，使西域少数民族不得安宁。东部与唐朝关系官切的新罗，受到高丽和白济的包围，频频向唐朝求救。武后和高宗奋太宗贞观讨伐四方之威猛，对突厥和高丽用兵。自显庆元年（656年）至麟德元年（664年），以十年努力，使唐朝边事大为改观，其武功超过了贞观之时。
这期间，是武则天为皇后辅佐高宗到垂帘听政阶段。因高宗才智平庸，加上身体多病，朝廷内外大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就是说，包括对外用兵的大事，高宗悉“委以”太后。武则天深受唐太宗的影响，内治与外武，皆不同凡响。
贞观年间，东突厥为太宗征服，贞观至高宗初年在塞内塞外分置六都督府和两都护府进行管辖。但是西突厥仍称霸西域，威胁着唐朝的西部安宁。永微二年（651年），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击破唐朝的射匮可汗，在碎叶自称沙钵罗可汗，在那里设牙帐，侵扰大唐西部领域，向唐朝示威。
显庆元年（656年），任葱山道行军总管的老将程知节受命讨伐西突厥。击其歌罗、处月二部，斩首千余。副总管周智度进攻骑施、处木昆等部，也取得了胜利。同年十二月，程知节又率部达鹰娑州（今新疆焉耆），前军总管苏定方破西突厥别部鼠尼施。然而，副大总管王文度畏敌如虎，竟矫诏“以程知节恃勇轻敌，委王文度为之节制”，从而篡夺了兵权主管，力主防守，延宕不进。后又杀死前柬投降的突厥人，分其财物，苏定方屡劝不从。造成将士离心，无功而返。高宗、武后查得实情，把王文度治罪除名，程知节以“逗留”不进免官。
西突厥尚未平定，武后与高宗则大胆起用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再率燕然都护府任雅相等将领，再讨西突厥。
苏定方，名烈，定方为其字。冀州武邑（今河北）人，自十五岁随父亲行武，骁勇而有志。贞观初年在唐朝名将李靖部征讨突厥，屡立战功。永徽年间晋升中郎将。前次出兵突厥，他为前军总管，已取得胜利。当王文度杀降取物时，他说：“如果这么做，我们就成了强盗，还有什么名目再征战杀敌啊”而当王文度按师不进时，士兵纵终日骑在马上不动，披着铠甲结成阵势，非常疲苦，许多马匹都被冻饿�